旅美的一段时间，我在东西两岸各大城市走了一个来回，所见与所闻，都在我心中刻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台湾的时候，由于受到教育环境和舆论的影响，总把美国当成是支持正义的民主国家，我初到美国时，确有一股“朝圣”般的心情。但我亲眼所见和资讯所得的事实，却令我诧异不已！其一是现实的美国和我书本中读到的美利坚无法相对应。越战结束后，军事工业停滞，美国的经济也趋萧条——原来现实的美国是建立在对外军事扩张的基础上，霸权的作风与杰斐逊所标示的民主理念全然背道而驰。其二，我在大学受业期间，从方东美和殷海光两位老师的言行中，憧憬着学术的尊严，但到美国各大学所见学术商业化的倾向，使我颇为失望！其三，最使我不解的是，我认识到美国竟然输送大量的坦克大炮去支持全球各处的独裁政权。中南美洲出现过好些受人民欢迎的新政府，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却又旋即支持军方独裁者上台；亚洲各个极权统治，美国舆论却仍称它们为“民主国家”。当然访美所见所思太多，这些只是使我开了眼界的显例而已。

　　我原打算在美国留一段较长的日子，但国民党当局职业学生和特务布满了全美各校园，我所到之处都成为他们注视的新焦点。三个月后，我得知讯息，如果不离开美国，有关我的小报告会被越打越多，那就势必影响我和家人的团聚，于是我在忽然之间，离美返台。

　　1972年暑假结束前我自美返台，在校园内外难免会向朋友和同学谈起美国和大陆的动态，这对讯息封闭的政局来说，自然又成为众矢之的。

　　首先我对赴美所见所闻的谈话，在台大校园内引起了同学间一场统独之争的议题。王晓波参与论战，成为我们那时代发表反帝民族主义言论的先锋。

　　1972年12月4日，“大学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我在会上的发言，被国民党中央视为踩了红线，会后台湾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反帝民族思潮决心采取镇压的手段，于是利用寒假期间，逮捕学生领袖钱永祥、卢正邦等人，农历元宵节(1973年2月17日)夜晚，特务机关警备总部派人前来传讯王晓波和我，3名便衣人员出示一张菊字第192号传讯函，不久又来了十来个治安人员，持着搜字第0166号函件，以“叛乱嫌疑”罪名，入屋搜查。

　　我和晓波被警总保安处拘留了24小时之后释放。数日后，被捕学生亦相继释放。数年后我们才明白这是当局预先策划好了的一幕捉放剧，但台湾当局无端逮捕台大师生，立即引起海外舆论哗然，3月16日《纽约时报》以“10名同情北京师生被捕”为题，报道了台北校际学生组织读书会遭拘捕的消息。接着香港《东西风》杂志连续刊登《捉放陈鼓应的风波》、《台大解聘陈鼓应》等文章，披露我们被捕时，台大学生郭誉孚在台大正门对面的书廊前面，挥刀自刎写血书以示抗议(经宪兵部队送医院急救脱险)。暑假过后，当局勒令台大不得续聘我，并将台大哲研所停止招生一年。保钓爱国运动，引来台大校园一连串的政治干预，海外留学生群起抗议，于是国民党当局在香港的喉舌《新闻天地》在年底(1973年11月4日)发表台湾当局说词《陈鼓应事件水落石出》。此后，当局禁止我出境，并密令任何学校不得聘我任教，也不得在任何学校作学术演讲。
　　
撰写时论文章参加示威运动　　台湾当局迫使台大解除我的教职，将我下放到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该中心收藏了大量的大陆出版书刊，五年多的时间我不再接触尼采，但我阅读了不少大陆学人有关文史哲的著作，我的学术方向已渐渐转到中国古代哲学。

　　自1973年夏天到1979年夏天，我白天闭门读书，晚上则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参加异议分子的一些文化活动和人权工作，这些岁月使我在台湾的民主运动中留下了一段历史性的纪录。

　　1976年苏庆黎主编《夏潮》杂志，我用不同的笔名写过30多篇时论性的文章，我和陈映真、王晓波都是《夏潮》的主要作者，《夏潮》还培养了一批有时代感的青年作者，现在都已上升为各大报的主编和主笔。这份代表着台湾知识分子在1970年代反帝民族主义思潮的刊物，在1979年1月23日遭李登辉以台北市长名义下令停刊(我手上现在还保存了一份“新一字第02727号”的文件；我还有一本《民主广场》的书，也是李登辉下令查禁的，这位白色恐怖统治的“共犯”要员，日后却摇身一变为“台湾民主先生”)。

　　1978年冬，我参加“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插曲。我成为党外民主运动中的一员，其时党外已有统独之分，我跟台中的黄顺兴和高雄的余登发都被视为党外的统派人物。余登发在1979年春节前被捕，我和许信良、张俊宏、施明德等数10名人士前往余老的家乡桥头示威抗议，此举打破当局30年戒严的禁忌。这段日子，抗争运动不断升高，当局也以“敌我矛盾”看待我们，对于党外的统派分子尤其紧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