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上游走于尼采和道家哲学之间，在空间上辗转于台北、柏克莱和北京之间；年轻时曾遭多所大学解聘，时隔近30年又被这些大学恢复教职。这是著名学者陈鼓应传奇经历的一部分。1972年，在台湾大学“民族主义”座谈会上，陈鼓应主张国家统一，引发岛内青年一场公开性的统独之争。1973年发生“台大哲学系事件”，陈鼓应遭解聘。这一事件发生在台湾当局被赶出联合国、与日“断交”及保钓运动前后，产生了巨大反响。陈鼓应在《悲剧哲学家尼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之际，首度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他的学思历程，其中谈到了引人关注的“台大哲学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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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民主自由抨击特务政治　　1971年10月中旬，台大法代会主席陈玲玉举办“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这是自国民党当局利用戒严实施白色恐怖高压统治20年来之首见，在会上我喊出免于自由的恐惧和恐惧的自由，认为有事实根据的批评是责任感的表现，而言论的开放可使众多的智慧矿产发掘出来。在当时，“言论自由”是十分敏感的议题，因此主办同学加上了“在台大”的框子，将议题限在校园墙内。

　　我提出在台大设立“民主墙”或“自由墙”的建议。这次座谈会的纪录，先后在《台大法言》和《大学杂志》刊出，引起了海外文化界的广泛注意。第一次座谈会的风波刚平息，法代会的陈玲玉和洪三雄又在11月中旬举办了第二次座谈会“民主生活在台大”。洪三雄和陈玲玉两位在言论紧缩的戒严时期，连续主办多次演讲评论时政，实乃破冰之举，在台湾的言论史上有开创之功。

　　“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我再度应邀，此外政治学界知名学者胡佛、黄默出席发言，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当时出任国民党知青党部书记长，亦应邀参加。这次会上我公开支持保钓，并建议在台大校园内开辟“民主广场”，会后我将发言稿写成《开放学生运动》，在《大学杂志》发表(《大学杂志》是由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的一批青年讲师组成的一本支持改革开放的刊物，杨国枢时任总编辑，我是编委中的一员)。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没料到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局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以“孤影”的笔名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4万字的文章：《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对我的论点大肆抨击(这位“神秘小市民”，署名“孤影”，与“鼓应”同音，以影子孤单来影射我)，这篇长文在报上连载了六天，最后一天以整版篇幅刊出许多文化界名人的反应意见，指责我支持保钓学运是“为匪张目”、“散播毒素”、“统战阴谋”。国民党的机关报还将《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印了数十万小册子分发到军公教各单位，通令公职人员研读。如此，引发了舆论界一场改革与保守两种对立意见的争议，但官方严禁校园刊物及各大报刊登主张改革的言论。

　　《开放学生运动》和《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论战，在当局高压下终止。不久，蒋经国接见我征询国是意见。那时我憧憬的历史人物是嵇康、闻一多类型的，心想既然我是殷海光的学生，就应该恪尽一个批评者的职责，因此我一开口便直陈时弊，并集中言辞抨击特务政治造成的民怨。在两个钟头的会面中，我侃侃而谈，他一直聆听，不发一言，最后只说了15分钟话。事隔30多年，他的话我几乎全忘了，但他的重点是说：大陆的丢掉主要是教育的失败。他这观点，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真是所谓“少年气盛”，自以为发言激烈。其实，在他那受到过苏共思想洗礼的人看来，我只不过是个自由主义者。一席交谈，可能他早已看出我这人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往后的六七个年头里，我在台湾的论坛上兴起了不少风波，虽然历经骇浪的袭击，但终未致没顶，可能和这次的谈话有关。1972年暑期，我申请赴美探亲，获得通过。旅美期间，广泛接触留美学生，我的思想起了变化，期满回台，我的言论种下了“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因子。
　　
旅美激发民族思想返台引来政治风潮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民主和民族是我生命中的两个重要的主轴。1972年之前，在白色恐怖戒严统治下，追求自由、民主成为我们那代人在社会生活上的理想目标。1972年之后，民主和民族成为我终生关注的时代课题。

　　1972年7月，我到美国的第一站前往加州圣地亚哥探望妹妹桃桃和妹夫张海燕。其时港台留学生的保钓运动方兴未艾，我刚到圣地亚哥，留学生便邀我到加大校区观看一个抗日的历史纪录片，片中放映了一段外国记者拍摄到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实况，惨不忍睹，一卡车一卡车运载着被残杀的尸体，令我永生难忘！

　　我出生在1930年代，从儿时有记忆开始，便不时听到敌机飞来前一阵阵拉起急促的紧急警报的响声，母亲慌张的面孔，拉着我和妹妹往郊区奔跑！一直等候到警报解除，才敢回家。回家路上经常看到被敌机轰炸的民房，火势沿街燃烧，街旁巷口还陈散着被炸死伤的无辜平民。

　　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实录，使我即刻勾起了童年时躲警报的种种记忆，民族的灾难意识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