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在龙应台主持的一个晚会上遇见《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他紧握着我的手说：“鼓应呀！我告诉你当年的一个秘密，1979年美台断交后，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房间聊天，蒋经国忽然进来，手里拿了一份报告，他望着我说：‘你看！陈鼓应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他竟然说美国第七舰队要滚出台湾海峡！你看看，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我愕了一下，随即回说：‘是不是事实呢？也得查一下，查清楚！’”告诉我这事时，余先生已年愈80，他记忆犹新，直说：“鼓应，你那时候好危险哦！好危险哦！”

　　世事难料，常有峰回路转的时候！

　　我这过河卒子，正当往前挺进的时刻，忽然传来党外友人多人被批准出境，于是我提出一家4口申请出境的试探，竟意外地获准。1973年7月，我连秋装都没携带，赴美探亲3个月，哪晓得一去难复返，当局已预计好取消我回台的签证。我只好滞留美国，并等待机会访问祖国大陆。
　　
舆论予以平反台大恢复教职　　1993年早春，忽然接到台北《中国时报》资深记者林照真打来的长途电话，询问有关当年台大哲学系的案情。哎哟！我真没想到“台大师生案”在经过了20载岁月，早已被人遗忘之后，经这位知名记者的调查探访，竟在2月15日我们被捕的日子以社会版整版的巨大篇幅刊出，标题为：《台大哲学系事件始末》。标题的右上角还写着这样醒目的副题：“台湾校园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干预学术的事件。”文章的前头又有数行粗体字标出报道的重点：“20年前，台大校园爆发‘哲学系事件’，先是台大哲学系副教授陈鼓应、讲师王晓波遭警备总部逮捕，接着又发生哲学系13位助教、专兼任讲师与教授以非学术性理由被解聘，台大哲学研究所更因此被迫停止招生一年。‘哲学系事件’为台湾校园史上政治干预学术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2月18日《中国时报》还发表社论，指出该报日前“报道陈鼓应申请返台被拒的消息后，再度引起社会大众对于滞留大陆地区人士返乡问题之重视”。接着众多“立法”委员提出联合质询。在舆论压力下，台湾当局终于同意我赴台探访亲友。4月22日，我夫妇两人回到了阔别14年的台北。5月16日，澄社社长黄荣村在台大钱思亮馆举办了一场为时3个小时的“台大哲学系事件20周年”讨论会，翌日各报均以显著篇幅报道了当事人对该事件的公开说明及重新调查的要求。10月间，台大校长陈维昭主持校务会议，通过成立台大哲学系事件专案小组，随即由全校校务代表推举7位教授担任小组委员。专案小组经过一年半以上的查访及调阅相关文件，写了10万字的《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报告》，连带相关资料(包括原始资料影本)编成另一本《附册》，于1995年5月28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大众公开说明。《调查报告》的结尾，对校方提出10点建议，如建议：“台大应就本小组的调查结果，正式发布新闻稿，谴责党、政、军、特介入校园事务的不当”，“台大应勇敢面对20年前哲学系事件的伤痕，将哲学系事件写入校史”。

　　我们终于获得了“平反”！各报也首次使用获得“平反”这一大陆的政治用语来形容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不过台湾当局却从未表态，因而我将近20年的年资都不得计算，这使得我现在退休之后还得“继续打工”。当局不支持台大校方及社会舆论对我们的平反，主要原因是我和王晓波跟现在的当权派政治理念不合有关。

　　无论如何，我们由衷地感谢母校“迟来的正义”。陈校长又召开校务会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善后事宜，并在100多位校务代表中推举杨国枢为召集人处理复职事宜。恢复教职在台湾学界又是个创举，如何复职颇多周章，为了慎重其事，由全校各学院推出两名代表，共计25位委员组成“特别聘任评审委员会”。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会议讨论和资格送审过程，终于在1997年春天，我获得恢复台大教职的通知。

　　俗语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回到20多年前因政治因素解聘的母校，是人生中可遇不可求的奇特之事。于是，我整理行装，从北大回到台大。
　　
　　陈鼓应

　　1949年前往台湾，1960年考取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师从殷海光、方东美。陈鼓应于1964年在台大哲研所取得学位后，于台大哲学系担任讲师，后升为副教授。陈鼓应与哲学系讲师王晓波常常批评时政，主张应在校内设立民主墙并鼓励学生运动，引发台湾当局注意。

　　1973年，陈鼓应因为当局的压力被调动职务；1974年被台大不续聘。陈鼓应这一段期间投入党外运动；之后陈鼓应又与陈婉真分别参与1978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宣言》，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之后，陈鼓应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担任研究员，1984年前往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讲授老庄哲学。1997年台大平反“台大哲学系事件”后，陈鼓应回到台大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