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喝酒、再吃米饭　　新京报：8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这么多年，回头去看，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

　　王怜花：我有一个同学，他毕业之后是去企业工作，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赚了很多钱，就投资开高科技公司，却亏了本，现在他又考上了律师，对他来说，生活有很多可能性。他曾经对我说：“蔡，咱们30岁以前，是在做最奢侈的事情，读书，谈恋爱，喝酒，踢足球。30岁以后，我们才开始比较努力地做养家糊口的事情，刚好和别人是反过来的。”

　　新京报：你们当年在大学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王怜花：状态是很自由，只在一年级好好上过课，之后几年就是天天到图书馆看书，四五点钟去踢球，晚上有钱就喝啤酒，没钱就上自习。会追求把生活过得戏剧化，譬如喝酒喝得烂醉，躺在雪地中。

　　新京报：你们想过将来做什么吗？

　　王怜花：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那时候对未来没有想法，每天都过得很愉快，就像30年代的那帮读书人一样，完全享受读书的乐趣。80年代我们想的属于奢侈品，到90年代我们才想必需品。如果养家糊口属于吃米饭，那我们那种生活属于喝酒。一般人是先吃米饭，而我们是先喝酒了。

　　新京报：在过那种生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奢侈？

　　王怜花：没有，当时觉得是很正常的生活。当然，那一代也有精明的，在学校就确定了要走当官或者经商道路。但是在那段时间，他们对人生的享乐不如我们。我觉得我们是赚了，在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敢想、敢做、敢享受，大把地挥霍时光，做最没有实用的东西。如果是正常的社会，不会让你那么享受，却恰好有个时间差让我们给碰到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新京报：你们没有比你们大几届的同学那种历史沉重感？

　　王怜花：可能因为我们是直接从高中进入大学，对于我们来说，读书就是最大的责任和享受。那个时候评价人的标准是有无才华，大家对于有才华的人都采取纵容的态度。

有“江郎才尽”这回事　　新京报：北大才子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怜花：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很少听说“才子”这个词。只知道谁的诗写得好，譬如西川、海子。大学一进来，大家都想写作，过了一阵，真正会写作的人就会冒出来。藏力(棣)、麦芒、清平当时就特别好，现在成就也非常高，孔庆东当时没这么出众，是在当老师之后名气才变得很大。

　　新京报：会写诗的这群人在当时有“天之骄子”的舞台感吗？

　　王怜花：没有这种自我意识，要说起来不过是一些学生办诗歌节，朗诵几首诗歌而已。而且我们不是纯粹的文学青年，不以写作为生活内容，而是以读书为生活内容。新生进校的时候，老生就会告诉他们大学是培养学者的，不是培养作家的。

　　新京报：80年代“北大才子”头上总是笼罩着炫目的光芒。

　　王怜花：当时大家都那么年轻，思想不成熟，也没有写出什么可以传世的作品，好作品都是90年代写的。只不过没有80年代就没有90年代的作品。

　　新京报：当年的诗人们现在纷纷改弦更张了。

　　王怜花：我相信的确有“彩笔神授神收”这回事，有“江郎才尽”这回事。我自认为我最好的作品是《美好十四行》，那是1991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上午九点多，我突然从睡梦中醒来，爬起来拿起笔用了大概一刻钟就写完了，然后我又去睡了。我觉得那真是天籁，在同类题材上属于无可超越。我记得更清晰的是1994年立秋那一天，午后，没任何预兆的，我用十几分钟就写出《立秋十四行》，然后我非常清晰地感觉到有一种东西正从我身上如抽丝般离去，而我的内心非常平静。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写作就突然终止了。

文学的需求会越来越少　　新京报：象牙塔内的文学青年们遇到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会有不适感吗？

　　王怜花：邓小平南巡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看到一篇报道叫《东方风来满眼春》，让我挺激动的。我想，中国终于可以搞市场经济了，而市场经济是人类最好的经济制度。后来，我参与创办了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它是中国第一条新闻频道。再然后，我认识了万科的人，才发现自己有管理企业的小小天才。其实，我们同学之中有一些人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只不过很多人都没有自我意识到而已。

　　新京报：你们会觉得现在的文化氛围不如当年吗？

　　王怜花：文化氛围重要吗？我觉得，文学很快将成为人们不需要的东西，至少是很少人需要的东西。马原说小说要进博物馆，我曾经怀疑这种说法，但现在完全认同。而文学是隐秘的自我享受，我们读书得到的快乐，别人分享不了，而且想要得到这种快乐的人也越来越少。

　　新京报：大家都读文学作品，不是很好的现象吗？

　　王怜花：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奢侈品的市场永远都是很小的，尤其是精神奢侈品。

　　我判断，文学的需求会越来越少。我觉得这没什么。读不读文学，一点都不影响一个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