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对文学的需求减少不是社会的可悲之处吗？

　　王怜花：不一定，人的生活是有时代性的。譬如京剧，它现在都需要资助了，说明它快走到头了。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不会写不会读的人，不会比你更不幸。

　　新京报：一个没有写出好诗的诗人，他的价值不会大于一个做面包的工人。但在80年代，会写字的文学青年的地位就是比别人高。

　　王怜花：所以说80年代才是不正常的、怪异的、畸形的社会。因为当时突然开放，文学相对容易，不像理论那么难，所以，文学青年的地位被拔高，导致很多错觉。现在总算改回到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