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王怜花：原名蔡恒平，1967年出生于福建，1984—1991就读于北京大学，现居北京，供职于某公司。著有《谁会感到不安》、《古今兵器谱》等。

　　今年，金庸的武侠小说修订版引人注目，搞笑武侠剧《武林外传》成为全国观众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七剑下天山》等武侠剧继续吸引人的眼球，所以有人说今年是“武侠之年”。

　　而一部在网络上流传已久的《古今兵器谱》继2002年付梓之后，今年又添加了《怜花宝鉴之人物志》，以《江湖外史》之名号再现江湖。读罢此书的人，无不认同作者的说法：这是一本关于武侠的书，但更是一本关于北大的书，关于八十年代北大的“文学江湖”、八十年代北大人的兄弟情谊……

　　本报记者与王怜花(蔡恒平)作了一番对话：与王怜花谈武侠、听蔡恒平聊“北大才子”——那个炫目已久的光环。

    “我是一个很分裂的人，有时候喜欢寻欢作乐，有时候又寡欲，愿意独处。”

江湖是说汉语的　　新京报：金庸、古龙在80年代是什么地位？

　　王怜花：80年代主要是推崇金庸，他的书一看就属于名门正派。古龙的单句写法，猛一看会让人觉得很搞笑很古怪。自从《射雕英雄传》在内地播放之后，《武林》杂志出了特刊，特别受欢迎。

　　新京报：当时西方哲学风靡中国，却是这类一向被视为通俗文学的作品最吸引你们吗？

　　王怜花：我们主要还是读西方经典，武侠只是阅读中很小的一部分。所有思潮在当时一股脑进来，我们是在随波逐流地补课。但西方思潮接触了之后也就那么回事。譬如萨特的“自我选择”说是很简单的。我的一个师兄在80年代就说过：整个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都是糊涂的，只有雷蒙·阿隆是清醒的。

　　新京报：读金庸、古龙影响了你们的写作吗？

　　王怜花：他们不可能影响人的写作，他们影响的是如何做人。我和很多朋友能够保持在一起的时候相濡以沫，不在一起时相忘于江湖，再见面时关系还是那么好，跟读过古龙、金庸有很大关系。

　　新京报：你的书封上说“既生金庸，又生古龙”是何含义？

　　王怜花：是感激的意思。

　　在汉语支离破碎的20世纪，上天还同时给我们古龙和金庸，他们为汉语丰富了一些内容，给很多人带来快乐。相比较而言，金庸像主流社会，古龙则更叛逆。

　　新京报：武侠精神是否可以一言以蔽之？

　　王怜花：一言以蔽之：江湖是多元化的。必须有各色人等，才能构成江湖。江湖是说汉语的，因为别的语言无法翻译“义气”和“江湖”，它是汉语文化独有的精神。

好道路就是完全符合本性地生活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江湖”？

　　王怜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是没法改变的，太多力量在里面起作用，你只能改变自己。我写这本书，是我对作为个体的人，对道路问题的思考。记得有个诗人写过一首有关“林中路”的诗，是说树林中有很多路，走了这条就没法走那条。而为什么我会走这条，他走那条？或许是因为有神秘命运的指引。我从古龙和金庸的书里面挑出了一些人物，是想通过他们写生活的可能性。

　　新京报：你从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中找到了几条道路？

　　王怜花：我从他们的书中，找到三种类型。首先是无名老僧，我个人认为他走的是一条最好的路，但是很难做到。无名的武功最高，但是扫地是他的工作，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把学习和事业分离。按说一个武术修养这么高的人应该当盟主，但他不介意，这种处世态度只有内心特别强大的人才能做得到。其次是韦小宝的道路，他在江湖和庙堂之间都游刃有余，天性让他顺应这个社会而不感到痛苦。第三是陆小凤的道路，江湖上有很多事情都会去找陆小凤去解决，他躲不掉。他做的时候会很努力，也会因此有小小的成就感，但他知道真正好的生活是和朋友一起吃喝玩乐的时候。

　　新京报：道路有好坏之分吗？是不是只有能走与不能走之分？

　　王怜花：好的道路就是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地生活，有吃有喝，精神愉悦，但人们基本做不到。而韦小宝的天性很难复制，大家觉得羞辱的东西对他来说不是，他能够低头。所以，我们只有选择陆小凤的道路，要养家糊口和满足世俗的虚荣心，但很明白地位成就是给别人看的，偷偷享乐的时光才是属于自己的。譬如我是一个很分裂的人，有时候喜欢寻欢作乐，有时候又寡欲，愿意独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