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安排的关于共和国的谈话延续三天，每天谈一个问题。第一天谈最好的国家体制问题(optimus status civitatis)，第二天谈国家概念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公正问题(aequabilitas)，第三天谈最优秀的国家管理者问题(optimus civis)。每一个问题分为两次谈话，共六次谈话，构成六卷书。全书以斯基皮奥之梦结束，说明忠实地服务于国家的人死后会得到永生。

    西塞罗在《论预言》中列举完自己的哲学著作后曾经说：“属于这类著作的还有《论共和国》六卷，它们写于我仍然掌握着管理国家的舵柄的时候，书中研究的问题很重要，与哲学有直接关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特奥弗拉斯托斯和所有消遥派哲学家都曾经研究过它。”西塞罗在这里指出了自己的国家理论与希腊哲学家的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西塞罗是位折衷主义者。他自称是柏拉图派，但实际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斯多葛派哲学，特别是在伦理学方面，斯多葛派的自然论(自然神性)是他的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西塞罗与柏拉图的国家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社会现实，特别是以罗马国家现实为基础立论，从而使他的国家理论摆脱了柏拉图的唯心论的乌托邦色彩。西塞罗在谈论国家问题时，首先给国家这一概念下了一个定义，称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是人们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这里也包含了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定义，强调他所指的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西塞罗的国家和人民概念后来经常被欧洲政治理论家称引。关于国家的产生，西塞罗从自然论出发，认为人们联合或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具有某种天生的聚合性，而国家政体的产生则在于任何一种联合起来的公民社会为了能长久地存在下去，都需要某种机构进行管理。这种管理职能或者授予一个人，或者授予选举出来的一些人，或者由许多人，即由所有的人来承担，由此便产生了三种基本的国家管理形式，即政体，其中第一种为王政(君主制)，第二种为贵族政体，第三种为人民政体或民主政体。西塞罗借斯基皮奥之口，对这三种基本的简单国家政体的优劣进行评述，认为它们每一种体制本身都包含固有的弱点。在王政下，其他人被排除在公共立法和协议之外。在贵族统治下，民众并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在民主政体下，一切由人民管理，但由于不存在任何地位、等级，因而公平本身仍然是不公平的。在这三种基本政体中，雅典城邦式的民主政体被视为一种“最不值得称赞”的政体。西塞罗认为，这三种政体由于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很容易向较坏的方向下滑，从而形成这三种政体的循环更替。不公正的王政、贵族宗派集团和民众放肆的暴政是这三种体制的病态变形，从而出现个人专制、寡头集团统治和民众的自由放纵。西塞罗显然认为，三种政体中以王政最优越。不过还有一种政体比王政更优越，那就是混合政体，即由三种良好的简单国家政体均衡地混合而成的政体。西塞罗认为，混合政体的优点在于它的公平性和稳定性，因为它既包含三种基本国家政体的积极方面，即王政的智慧，贵族的权威和民众参与协商的可能，同时又不存在任何引起变更的始因，因为在这里每种因素都稳定地处于自己应有的地位。以上是西塞罗对国家政体问题的基本看法。

    混合政体论起初是由希腊政治哲学理论提出来的，后来传入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4-前122)首先把这种理论应用于罗马共和政体。波利比奥斯对罗马强大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结论是罗马的强大是由于罗马国家政体的优越。这一种政体成功地把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众政体这几种基本的国家政体形式的特点结合了起来，具体通过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些国家机构来体现，它们互相制约，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难看出，波利比奥斯的观点无疑是西塞罗的混合政体论的基本来源，不过又有区别。西塞罗把古代罗马国家政体与希腊各城邦的政体进行比较，认为即使是传说中最繁盛的克里特、斯巴达和雅典，那些国家可以说是由一些人各自以自己的立法和规章建立的，而罗马则不一样，它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许多人建立的，不是由一代人，而是经过数个世纪由数代人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