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出精品系列，编者邀我作序,说：“你与《百年潮》有三重关系：既是读者，又是作者，还是主办单位的负责人。所以，这篇序，你非写不可。”我答：“说‘读者’，我的确每期都读；说‘作者’，我有时偶尔也作。只是‘主办单位负责人’一说，不能认同。我虽是中共党史学会这一届的‘负责人’，对主办《百年潮》却没有‘负’起‘责’来。何况中共党史学会就要换届，我这个会长也不再当了。”不过，作为经常的读者和偶尔的作者，写序之请也不可辞。

    写点什么呢？就写写创办和支撑这个刊物尽心尽力最大的三个人，不妨称之为《百年潮》创业的“三君子”吧。

    第一位“君子”是胡绳。办这个刊物，他是创意者。他是我的老领导。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他任中宣部科学处长时，我就曾在他手下任干事；四十年后，他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兼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时，我又是他的副手，任常务副主任兼常务副会长。胡绳久患癌症并多处转移，终于没能活过二十世纪的最后一道门槛。送别胡绳归来，我写过几则琐忆，在《百年潮》上连载，记述几十年中我对胡绳的印象和同胡绳的交往。此文已经选入这部精品系列，这里就不细说了。单说《百年潮》的创办。

    胡绳认为，党史研究成果主要在党史界内阅读、流转，这种“体内循环”的情况应当改变。走出专业人员的阅读圈子，到更广大的群众中去寻求读者，应当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除了办好党史研究的学术刊物以外，他还希望办一个通俗的、可读性强的讲党史、革命史、近现代史的刊物。

    胡绳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在中国的先驱。三十年代他和艾思奇等同志，就写了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哲学读物。四十年代他写的《二千年间》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既是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又具很强的通俗性，是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史学读物。现在，身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又建议办中国近百余年历史的通俗刊物，这展现出他作为一位史学大家的宽阔眼界、超出纯粹学术研究的眼界。我们在党史室和党史学会工作的同志都很赞成这个建议。于是，就有了《百年潮》。

    说“于是就有了……”，说得轻松，做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把一个好的创意付之实践，组织班子、约集稿件、编成刊物，并且坚持下来，是一件艰难而辛苦的事情。担负起创办《百年潮》重任的，是郑惠。这是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二个人——第二位“君子”。

    郑惠是我从高中时代起就相识相交的老同学、老同事。一九九四年他从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了党史学会的副会长，用习惯的说法是到了“二线”。他熟悉党史，又熟悉编辑工作。曾经参与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写，参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参与主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编写和《胡乔木文集》、《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的编辑。五六十年代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过，到了党史室，又先后主编过《党史通讯》和《中共党史研究》。退到二线，还想为党史事业发挥“余热”。创办《百年潮》的建议一出，郑惠自告奋勇，承担重任，大家也都认为他是适当人选，赞成和支持他当这个新办刊物的社长。说是支持，基本上限于精神层面。从筹备到出刊，自筹资金（没有财政拨款），自配人员（单位只给两个定编人员），自办发行（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摊派），郑惠实实在在是操尽了心，费尽了力。最难的还是组织稿件。刊物要办出品位、办出水准，关键是稿件的质量。郑惠交游广，信息灵，思路宽阔，眼光敏锐，不但提出选题，介绍关系，布置编辑四处组稿，而且亲自登门约稿，笑嘻嘻地同你谈，跟你磨，不拿到稿子决不罢休，不少稿子还亲自动手编辑和修改。《百年潮》一出世，就显得很有生气，很有看头，在史学界和热心读史的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好评。

    一九九九年党史学会换届，郑惠年逾七十，不再任副会长也不再任《百年潮》社长了，还是很关心《百年潮》的工作，并已开始《胡绳传》写作的准备。没有想到，二○○三年春天，郑惠在完成《程门立雪忆胡绳》一书之后，也因癌症逝世。我在《百年潮》上写了一篇文章：《故人长忆亦长磋》，记述从高中同学以来，五十八年中我和他的友谊，也已收入这部精品系列了。其中说道：“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郑惠，所做的最有影响、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创办《百年潮》。郑惠为这个刊物，真可谓呕心沥血，在学界赢得了声誉。而誉之所在，毁必随之。我写的几篇回忆文章《毛泽东与傅鹰》、《几番风雨忆周扬》、《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都送给《百年潮》发表，我对郑惠这项事业的支持，也就止于此了。”这是我对郑惠的记念，也是我对郑惠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