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随着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解体以及实证主义哲学在欧洲大陆的盛行，特别是浪漫主义思潮唤起人们复古怀旧的心理，人们开始“逐渐脱离哲学的或纯粹理想的研究，而趋于历史的研究。”实证主义哲学反对用理性思辨的方法去把握世界的发展原则，提倡经验的“确实性”和“实证性”。这种哲学意识在史学的渗透，导致文学界出现背离历史哲学，追求以史学自身为对象的实征述义史学的状况。实证主义史学视历史为一问独立的科学，认为历史既不是哲学和神学的附庸，也不可作为文学的分支，更不是道德教训的工具。它应当在精确考证史实的基础上再现历史。也既是说，和历史哲学相反，实证主义史学并不用普遍性原则或纯理性的透视来描述历史，而是在鉴定史实上力求审慎精确、不偏不倚，在表达和叙述上采取客观主义态度。于是，历史哲学直接受到人们的抨击和冷落。意大利学者克罗奇尖刻地指出：历史哲学“以一种普罗克鲁斯蒂斯的方式割弃某些最重要的事实，而对其它被接受下来的事实则加以歪曲，使它们符合一种不是真正的而是强加于它们的意义。甚至那些仅仅作为叙述的实际助手的年代划分学也受到了折磨，希望它们能被提升到合乎理想的划分的地位”出人意料的是，正当史学家们深信随着他们各种实证的研究工作的进展，一切历史哲学都将变得多余和无用的时候，历史哲学却惊人地在二十世纪初复兴了。
    汤因比成为了这一复兴浪潮曲弄潮儿。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汤因比在西方文明承受激烈的震荡中，寻找到他后来建构庞大的历史哲学体系的中心概念——“文明”的历史学基地的话，那么，学习了十五年拉丁文化和十二年希腊文后，这种传统教育的整体效益，又使得汤因比在历史哲学的“文明”基地上建造起希腊——罗马文明和当代西方文明发展具有可比性的桥梁。文明的可比性原则是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这种原则的产生与他直接受希腊化教育分不开。明白地说，他是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获得的灵感。汤因比在《我的历史观》一文中明确指出：“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我正在给贝力奥尔学院读古典文学的大学生们讲授修昔底德的著作，那晚，我的理解力突然得到了启发。我们在当时的世界上所感受的经验，修昔底德在他所处的世界早已经历过了。……事实上，他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但这却使按年代次序记载历史的方法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种记法把我们的世界标记为‘现代’，并把修昔底德的世界标记为‘古代’。不管年表怎么说，现在已经证明修昔底德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在哲学意义上说是同时代的。”事实上，修昔底德为汤因比带来了如此的灵感：历史研究无须按传统的断代史、年代史划分，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透视，各种文明之间具有可比性。如果我们打开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难看出，洋洋几百万字的历史哲学理论体系竟是这一条灵感法则的具体说明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