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春日，中华大地为迎春接福，到处爆竹彻地，礼花映天，好生热闹。我虽不童，也被吸引到户外，“聊发少年狂”，共度好时光。鞭炮如沸，彩云如煮，一朵朵礼花从地面蹿起，一溜溜火星从半空泻下，如同夏夜那彗星的焰尾，射向二十多层高楼的天空，撒下一簇簇七彩的流光。瞧这景色，你猜我有何感想？说来也怪，我忽然想起了上海楹联学会顾问陈以鸿老先生。我觉得他诗词楹联的创作状态简直就像元夜的爆竹和礼花，不断地爆发，不停地喷射，光彩夺目，美不胜收。
　　陈以鸿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进士。在父亲的熏陶下，从小就学习写诗做对。可是他读的却是电机，文字创作的潜能一直埋藏着，没有引爆。我原来并不认识陈老。1988年，不知什么缘分，忽接陈以鸿先生的诗稿，我觉着好，便推荐给了报纸刊登。从这四首诗刊登之日起，陈先生的诗词和对联创作便发生了“井喷”，不可收拾。前些时候，他将《雕虫十二年》书稿给我，要我作序。我一边展读，一边惊叹。这部十五万字的诗词、对联，都是1988年至1999年这十二年内的作品。陈先生自谦为“雕虫”。我以为，“雕虫”不是“小技”。雕是雕，却非虫。诗词、楹联是中国所有文学样式中文字最精炼、意蕴最深远、最有欣赏性的一种。如果以酒比方，它是五粮液、白兰地，纯而又纯，精而又精。诗词、对联的创作和散文、小说不同，不是一挥而就，一泻千里，需要推之、敲之、雕之、刻之，所谓“刻意求工、刻意求精”是也。往往“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我是粗人，不耐烦写诗作对，消耗生命。陈以鸿先生因为文学功底深厚，一旦受到开掘，创作便会源源不断。
　　我与陈以鸿先生作文字交，虽然也有十五、六年之久，其实我们接触并不多。开始，我很不喜欢陈以鸿的个性，觉得他太顶真，死钉板，难弄。如上海楹联学会虽然早在1988年就成立了，但那时没办过社团登记手续。2002年办好社团登记手续后开大会，按社团管理局意见，应该叫成立大会。但陈以鸿说，什么成立大会？1988年就成立了！你如叫成立大会，我就不来参加！就这样僵。我只好改称会员大会，使社团局和陈老都能接受。
　　他对楹联的要求，也是这样顶真的。他说，楹联有楹联的格律，不合格律怎么能叫对联呢？
　　我非常赞成陈以鸿先生的创作观。诗须像诗，词须像词，对须像对。既然叫律诗、绝句、对联，既然用了词牌，那就得遵守诗、词、对联的格律，不然就别叫律呀绝的，你可以叫自由诗，也可以叫自度曲，不要不伦不类，如同另类女子剃光头、另类男士拖马尾那样，叫人看着别扭。现在有些公众场合的所谓对联，只是字数相等的两个句子。有的虽然是对联，但是左右挂错位了，也没有人指出。可见对联这个好东西，在上海这个文化城市中，赏识的人还是太少。因此像陈以鸿这样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联家，实在难能可贵。陈以鸿先生是非常讲究格律的。读《雕虫十二年》，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那就是他的创作始终追求一个“工”字。这本书既是陈以鸿诗词、对联作品的结集，也是陈以鸿的诗话、词话和联话。他对每一作品的创作原由、相关背景都有明白的交待，使我们既可了解他的为文，也可了解他的为人。其中有些诗是很有讲究、很费功夫的。如辘轳体七律五首《洪水无情人有情》，这句诗在五首七律中像辘轳旋转一样反复出现，而且前后的诗意、对仗都十分贴切，毫无造作的痕迹，这种诗的难度，我以为仅次于回文诗。可见陈以鸿先生的功力。李清照说过，“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写出辘轳体七律后的快乐，恐怕同大数学家破解一个悬而未决的方程式以后的心情相去不远。
　　陈以鸿先生做诗做对并不是仅仅追求创作的快乐。正如他所说的，要把时代精神和诗词对联的格律结合起来。文章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时而唱。陈以鸿正是这样。格律只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中国文化人的可爱之处，在于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凡抗战纪念日、解放纪念日、国庆佳节、新春佳节、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少奇百岁、总理百岁，他都满怀激情，歌之咏之。这些都不是应景之作，而是发自内心的咏叹。当他听到刘少奇主席平反昭雪的传闻，虽然报纸还没有报道，人们还心有余悸，陈以鸿就写诗，“长歌当哭，藉抒胸臆。”而当199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时候，他又抑制不住兴奋之情，欢呼“赖有邓公申谠论，遂教赤县写新篇”，“改革廿年成效著，群黎额手庆尧天”。
　　我前面曾经提到，同陈以鸿先生接触不多的时候，我不喜欢他的个性。但是接触多了，我就喜欢起他来了。我觉得老先生挺可爱的。有些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远远看去，似不可亲，走得近了，却发现很有磁性。从陈先生赠诗赠联的目录来看，真值得与他结成君子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