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澳大利亚一些大型出版商通过一项决议，即决定取消再版书的退货。时至今日，澳大利亚的出版业是否已经适应了这种新的销售模式了呢?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灾难”突如其来
    没有与客户的协商，也没有给客户任何补偿，大量实力雄厚的出版商就这样断然地禁止客户对再版书的退货。这种情形对许多国家的书商来说都有点不可思议，但这一幕确确实实发生在5年前的澳大利亚。
    由于澳洲本土缺乏供货有力的批发商，零售商们没有其他可求助的供货渠道，因此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出版商强加给他们的新条款。虽然他们也举行过各式各样、规模不等的抗议活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零售商好像已经默认了这一条款，尽管他们仍希望时光能够倒流──出版商允许再版书退货。回到过去似乎不大可能，制定这一条款的出版商说，自从协议生效以来，出版商的业务没有受到任何负面的影响。与此同时，另外还有一些规模和实力都很强大的出版商仍允许书商再版书退货。
    当五大出版巨头(艾伦·昂温、哈帕·科林斯、哈德·霍德兰、潘·麦克米兰和企鹅)相继在12个月内宣布对再版书实行包销政策时，警惕的书商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好。然而出版商宣称这只不过是多米诺效应：一旦一家出版商采取某一项计划，其他的出版商也会争相效仿。实力雄厚的出版商对于再版书退货一直如鲠在喉，而当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后，剩下的事就水到渠成了。

    口舌之争
    出版商为什么要禁止再版书退货呢?原因在于出版商认为书商一边在退货一边又向出版商订购同样的书，致使图书一直在卡车上颠簸。出版商对于这种情况很厌烦又很无奈，认为由他们来为书商因库存管理不善而导致的损失买单是不公平的，并且他们觉得书商们同时在利用退货来维持自己的现金流，这种情形已持续了很长时间。
    允许图书退货最初是为了打消书商订购新书的顾虑，后来允许退货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再版书，而取消再版书的退货使得图书销售又回到起点。
    哈德·霍德兰(澳大利亚)的负责人认为这种政策的改变是为了消除书业中的浪费现象而做出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图书订购过程的低效率不仅对出版商是种负担，也增加了书商的隐性支出。
    然而，没有书商承认自己是通过再版书退货来管理现金流的，但他们认为有一部分人会这样做。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认为，没有理由因为部分书商的不合法行为而使自己受到牵连。同时他们质疑出版商为什么不采取一些措施如提高发行折扣来弥补一下由此产生的恶果呢?
    墨尔本的一些书店店主认为如果这一举动对整个出版业有益，那么书商们也会从中受益，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出版商可以采取一些更理智、更有效的途径来解决再版书退货问题，如限制退货的比例。
    出版商对此的解释是他们现在能够将以前浪费于运输退货的资金用于图书的出版、营销、宣传，从而间接地使书商获益。一些经营业绩突出的书商也确确实实因为出版商的政策调整从中受益。如潘·麦克米兰实施了一项奖励计划：如果书商退货少、宣传有力、回款及时，下次进货时将获得更加优惠的折扣。
    屋漏又逢连夜雨。正当一部分出版商宣布禁止再版书退货时，政府又要对图书零售业征收商品服务税。与此同时，书商们还担心图书价格10％的上涨率对图书销售的负面影响。由于澳元汇率方面的低迷走势，商品价格都在上涨。
    曾经四次被评选为澳大利亚年度最佳书商的大卫·冈特认为：“废除再版书退货政策将使书店的经营更加艰难，同时也会增加书商的忧虑与不安。”
    但出版商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书商们不必过分担心，管理得力的书店应该知道哪些再版书畅销，哪些滞销。一个真正的书商──特别是那些借助于计算机库存管理系统来从事日常运作的书商──能够选定需要库存的图书品种。”既然从事商业，就不可避免要冒风险，并且要承担冒风险的损失。出版商认为这样很公平，因为他们承担着出版新书的风险。就再版书而言，书商有12个月的时间来衡量到底应该库存多少。但是，出版商为什么要干预书商的商业决策呢?
    哈德·霍德兰的营销主任爱德华兹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见解：“如果一个书商在12个月内还不能预测出未来销售的数量，那么坦白地说，他就不应该从事图书零售业。”他认为再版书的销售是可以估量的，而新书的销售则充满变数，因此新书可以退货。
    一直以来，出版商通过他们的业务人员(业务人员在书店订购再版书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来影响个体书商对于再版书的库存，对此他们做了不懈的努力。现在，随着计算机自动化系统的不断完善，书商们可以自行决定库存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