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年代初，大规模的国内战争虽告结束，但抗美援朝战争继之而起，加上剿匪、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等党的中心工作的需要，军队的正规军事训练难以及早付诸实施，毛泽东便着眼于进一步确定训练方针，组建训练领导机构和大办军事院校，制定并颁布第一代条令条例，开展教学法集训，为开展正规军事训练做好充分准备。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全军军事学校及部队训练会议确定了全军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建军传统、军事思想及军事、政治、文化教养程度--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的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步、炮、装甲、工、通信、交通、骑、化学、伞傍等）的联合作战与协同动作，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部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这一方针可以概括为：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会议提出了“统一战略、战术、意志，统一教材、典范，统一训练机构、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战斗力”的要求。
    从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９年，全军各级各类院校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出来，从新中国建立时的二十九所军校急剧增加到了一百二十九所，总人数约为二十五万三千。在这期间，毛泽东欣然为有关军事院校题词或发表训词，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阐明了军事训练的意义、目标、方针和原则。
    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５日，军事学院正式成立时，毛泽东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１９５２年７月，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毕业，毛泽东为此发布训词，明确提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毛泽东这次训词的基本精神，很快就被概括为著名的“五统四性”，至今仍是人民解放军组织正规军事训练的基本理论依据。
    １９５３年１月，在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中，毛泽东又着重强调：“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同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如果用当今流行的术语来阐释，可以说，毛泽东这时不仅明确提出了训练改革的思想，而且明确了战法研究应是训练工作及其改革的重点所在。
    同年８月，即军事工程学院正式成立的前夕，毛泽东授予训词：“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毫无疑问，毛泽东这一训词的基本精神，对于加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战争条件下的军事训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确保军事训练质量的不断提高，毛泽东反复强调：“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指示要组织全国部队轮番参战，并抽调干部组成战地实习团。同时，组建专门的军事训练领导机构，以加强军事训练的组织保障；编修人民解放军条令条例，为全军的训练和作战行动提供重要的法规依据；组织教学法集训，培养军事训练的骨干。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迅即转入以战斗训练为主的统一的正规训练。
    １９５５年，全军的军事训练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作为这一高潮的重要标志，是经毛泽东批准，由叶剑英元帅在１１月间导演了有陆、海、空三军参加的辽东地区方面军抗登陆战役演习。
    １９５６年开始，人民解放军开展了纠正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偏向的工作。对于教条主义，毛泽东历来深恶痛绝。因此，在１９５８年５月至７月，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学习苏联应将苏联经验分为三种，并相应地采取三种态度：对苏联好的经验要“取经”；对不好不坏的取其好的一部分；对坏的进行研究，引以为戒。毛泽东批评军事院校大量讲授苏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例，却不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成功经验的倾向，明确提出了“以我为主”的训练方针。他还提出，人民解放军的已有经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很显然，他是主张有分析有选择地学习苏联的经验，将苏联经验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自从贯彻“以我为主”的训练方针之后，全军掀起了学习、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的高潮，同时，继续总结人民解放军建军、作战的历史经验，研究原子弹、导弹等条件下的作战与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