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西方的德林软件公司，也对“美国出兵朝鲜，中国将取何种态度”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论证，并得出了“中国将出兵”的结论。当这家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出以该项研究成果换取五百万美元报酬时，美国政府决策研究机构却因无人识“货”而铸成了历史大错。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作出中国出兵“可能性很小”的错误判断，在客观上则正是毛泽东所期望的。正如他在致彭德怀的电文中所说：“我各部派遣的援朝志愿军侦察队，均要扮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因为，毛泽东已经认定，“稳定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袭击。”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开始分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处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毛泽东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亲赴朝鲜战场率军作战，但却在抗美援朝的战争指导上投入了极大的精力。面对当时世界武器技术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头号军事大国美国侵略者，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把它当成“纸老虎”、“假老虎”；在战术上又重视敌人，把它当成“铁老虎”、“真老虎”。因此，在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实行阵地战，先敌赶到平壤、元山以北组织阵地防御，“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但是，就在志愿军１０月１９日入朝的当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进占平壤、元山一线，并依恃其全副机械化的部队迅速越过了志愿军预定的防线，向中朝边境疾驶。此时敌人尚未发觉志愿军入朝，继续分兵冒进，为志愿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造成了有利条件。
    鉴于战场情况的重大变化，毛泽东当机立断，果断改变原定计划，实行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并立即发起反攻。１０月２１日，毛泽东及时电示志愿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要“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在具体的作战部署上，毛泽东要求志愿军首战一定要对准态势突出而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第二军团。在打法上以利于主力插到敌人的后面和侧面，全歼敌人为原则，并注意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最后反复叮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毛泽东明晰的指示和具体的部署，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和具体的指示精神，在志愿军的作战行动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贯彻和执行。在１０月２５日至１１月６日举行的第一次战役中，参战的志愿军各部队克服装备落后、环境陌生、后勤供给体制不完备等带来的各种困难，勇猛穿插、迅速接敌，歼灭南朝鲜第六师大部和第八师一部，重创美骑兵第一师，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将敌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军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战局，为朝鲜人民军赢得了整顿时间。
    “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遭到打击后，虽已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认为中国不敢进行大规模的较量，又搞不清入朝志愿军投入的兵力和预定的军事目标，因而在１１月６日开始的试探性进攻之后，又调集了五个军、十三个师、三个旅和一个空降兵团，总计二十二万余人，于１１月２４日发动了企图在圣诞节结束战争的“总攻势”。
    朝鲜战场的情况通过电报传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十分敏锐地意识到：给“联合国军”第一个打击后，总的形势对中朝方面有利，只要抓住战机再给敌人一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朝鲜战局。他决心利用敌人恃强骄傲的心理和对志愿军入朝实力及意图判断上的错误，将计就计，示弱于敌，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敌诱至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已经熟悉的战场，尔后实施反击，在东西两线打一二个仗，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为确保这一战役胜利，决定速调第九兵团入朝，进至长津地区，以加强东线作战力量。
    １１月７日，志愿军开始以一部兵力诱敌深入，主力部队则向后转移。１１月２４日，已上圈套的麦克阿瑟宣布发起总攻势。次日黄昏，志愿军西线部队发起反击，战至１２月２日，西线作战结束，歼敌二万三千余人。志愿军东线部队于１１月２７日晚开始反击，战至１２月１日下午，在新兴里地区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全歼美军一个多团的范例；尔后，乘胜扩大战果，又经十余天追歼，至１２月１２日，志愿军九兵团共歼敌一万三千余人，彻底扭转了东线战局。捷报传来，毛泽东特地致电祝贺：“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