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２４日，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志愿军歼灭南朝鲜两个师大部，给美军四个师和土耳其旅以歼灭性打击，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被歼二万四千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包括平壤在内的全部土地并占领瓮津半岛、延安半岛，使敌人在“三八线”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
    第二次战役持续时间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为指导这次战役的组织和实施，先后向志愿军拟发了五十七份电报。正当毛泽东在战役结束，向志愿军官兵致电祝贺之际，美国政府却不得不哀叹：这是美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重的军事败绩”。
    美军失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美国国内，朝野上下纷纷指责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的构想是“历史上最大的愚蠢事件”。美国当局为挽回败局，通过他们控制的联合国，于１２月中旬开始玩弄“先停火、后谈判”阴谋，以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美国的这一阴谋，并未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之外。第二次战役尚未结束，即已明确电示志愿军：“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此后又多次就下一步打过“三八线”的作战方针作出指示。    据此，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于１２月７日１７时发起第三次战役。至１９５１年１月８日，势如破竹地向南推进八十至一百十公里，歼敌一万九千余人，将敌军打退到“三七线”地区，占领了汉城，粉碎了美国以“停火”为名，据守“三八线”，重整军力，再行北犯的阴谋。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连连告负，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为了挽回影响，新任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似乎比起麦克阿瑟冷静了许多。他在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５日发起的试探性进攻中，进一步发现志愿军因粮弹补给困难，缺乏持续进攻能力，只能打“礼拜攻势”，即携带的粮弹至多只能保障一星期内的进攻作战。加上志愿军入朝在两个多月内，连续进行三次战役而未得休整，眼下一线兵力严重不足，难于在短期内发动新的攻势。因此，李奇微集中二十三万人的兵力，于１月２５日发起了全线反扑。此时，志愿军不得不立即由休整转入防御。
    敌变我变。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新的规律：战场上敌军遭到志愿军打击后撤退很快；而志愿军一旦停止进攻敌军往往又很快发起反扑。这“两快”集中到一点，就决定了志愿军难以得到必要的休整。据此，毛泽东于２月上旬作出决定：“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方针。”即由国内调集生力军迅速入朝，同先期入朝的志愿军部队轮番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志愿军东西两线部队在分别完成反击和阻击任务以后，于２月１７日转入运动防御，以阻击结合反击、伏击、袭击等手段，节节抗击敌军的进攻，使其每推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代价。到４月２１日第四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敌七万八千余人，将敌人拦阻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并为发起下一次反击战役作好了准备。
    毛泽东是习惯而且特别擅长于预测战争的进程，而决不是被动地应付已经出现的种种情况。早在第四次战役将要结束而尚未结束时，毛泽东就预料到：敌占领“三八线”以后的行动有三种可能：第一，趁我疲劳继续北进；第二，暂时（十至二十天）停止于“三八线”；第三，较长时间（两三个月）停止于“三八线”，进行永久筑城，待阵地大部巩固后再进。这三种可能以前两种可能为多。但敌发现我有大量援兵到达时，第三种可能不仅存在，而且又发生另一种情况，即变为长期相持于“三八线”。毛泽东认为，我应力求避免这种情况。我军应在第二番部队入朝后，趁敌进至“三八线”以南地区立足未稳时，“再进行有力的新战役”。
    第四次战役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已经完成战役展开。此时，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了“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
    正是为了“争取短期”，志愿军于４月２２日发起了第五次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连续奋战五十天，并在５月下旬及时运用了毛泽东制定的“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战术，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在平壤、元山一线建立新防线的企图，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交战双方的综合力量已是旗鼓相当。美国军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损失十余万人，耗资近一百亿美元。此时，也许只有此时，杜鲁门才不无后怕地意识到：朝鲜战役是一个无底黑洞，单纯依靠军事手段不可能解决朝鲜问题。于是，美国开始谋求停战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