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入侵印军进行了应有的严厉惩罚以后，中国政府于１１月２１日再次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斑界全线单方面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同时指出，“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遵照政府声明，中国的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于１１月２日零时全线停火，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日至１９６３年３月１日，东线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至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二十公里以内地区。
    停战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国政府将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及其他军用物资主动交还印度，并于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６日前释放了印军第七旅旅长以下三千二百十三名全部被俘人员。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不仅打退了入侵之敌，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开创了胜利之师单方面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战利品的先例。
    毛泽东的这一非凡举措，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得到军事界的高度赞赏，就连印军官兵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者叫做政治军事仗”。
    对于此次反击作战胜利的意义，毛泽东当时料定：“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斑境十年的稳定。”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毛泽东“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对此，在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以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的史实作出了充分的证明。
    １９６９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中苏两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十分紧张的局面。时年七十六岁的毛泽东要求人民解放军一如既往地高度警惕来自外部的侵略威胁，英勇地保卫祖国领土、领海、领空的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有过一段甚为友好的岁月。但是，由于苏联在事实上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政策，导致两党、两国关系不断恶化。至６０年代后期，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以致各种冲突频频发生。
    冲突的焦点集中在珍宝岛上。
    对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素来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中苏边界线分东西两段，全长七千三百公里。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俄国迫使腐败无能的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中国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入俄国版图。而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零点七四平方公里，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该岛原与中国大陆相连，后因江水终年冲刷，１９１５年形成小岛。由于该岛两头尖，中间宽，形状似中国古代的元宝，因而得名“珍宝岛”。当地中国居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从事生产和打渔等活动。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方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干涉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活活动，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等。１９６４年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方无视国际惯例，强称珍宝岛为苏联所有。苏军不断进行武装侵扰，制造流血事件。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９年２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事端达四千一百八十起。
    面对苏军的不断入侵挑衅，中国方面一再严正要求苏联方面停止入侵挑衅活动。但是，苏联对于中国的要求不仅置若罔闻，而且气焰愈加嚣张，挑衅手段不断升级，由推搡、棒击，发展到开枪开炮，制造严重的流血事件。
    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防止不测事件发生，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于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并明确规定：如遭到苏方殴打，我可以还手，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可采取柏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可相应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中央军委还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自１９６８年底开始，苏联边防军频频入侵挑衅。仅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７日至１９６９年２月间，就先后九次入侵珍宝岛，甚至出动了装甲战车和直升飞机，打伤了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分队数十人，并抓走了正常捕鱼的中国公民。对于苏军这些挑衅，中国边防部队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一再忍让克制，未予还击。然而，苏联却错误地认为中国软弱可欺，继续发动武装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