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年初，三联书店出版了赵京华翻译的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一书。在中文版序言中，柄谷行人说：“我写作此书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在目前的日本社会状况之下，我大概不会来写这样一本书的。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刻意批判这个‘现代文学’了，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文学抱以特别的关切。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吧：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 

    读过柄谷行人开篇的这段话，我感到无比的震惊。震惊并非来自柄谷对文学命运的基本判断，而是来自他对文学在中国命运的判断——在经济和文学都“欠发达”的国度里，文学的衰落竟和发达国家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这究竟是文学无可避免的宿命，还是“全球化”像“非典”一样迅速蔓延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柄谷所说的“现代文学”和我们所说的“文学”指的是什么。被赋予“深刻意义”的文学在今天确实不会被人们特别关切了。因此，中国当下文学著作印数的下跌和批评家的无关紧要，就不应看作是个别的例子，它恰恰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 

    一方面是文学在衰落，另一方面，文学的时尚化写作却如日中天。文学的权威报纸曾为此作过长时间的专门讨论。对这一现象我曾表示过迷惘或“两难”，这是因为：一方面，“时尚”有其发展的历史和目的性。或者说，在现实生活里没有人反对“时尚”对生活的修饰。即便在大学校园里，80年代谈论的是诸如“启蒙”、“民主”、“人道主义”等话题。但90年代后期以来，教授们对“买房”、“买车”同样津津乐道。这种对时尚的追随几乎没有人加以指责；那么对文学的时尚化写作为什么要指责？如果是这样，生活／文学的关系将怎样去处理？但是，当面对文学时尚化的具体文本的时候，我又抑制不住对其批判的强烈心理，尽管批评家的声音已经不再重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贝拉的《9.11生死婚礼》的出版。小说出版后据说被一个国家用103万美元的天价买了版权。这个十几万字的小长篇，叙述的是中国留日女学生纯洁，先是爱上了比她小5岁的日本男孩海天，后来又爱上了比她大很多岁的美国老男人格拉姆，格拉姆有家室，海天家里又不同意婚娶。但“纯洁”游刃有余地周旋于两个男性之间。海天对纯洁的追逐非常激烈、坚定、至死不渝。两个人终于踏上了结婚的红地毯。但作家用了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处理了这个场景：格拉姆在他们的婚礼上飞车赶到，格拉姆抢走了身披婚纱的新娘。女主人公在犹疑不决中被格拉姆裹胁而去。然后，他们找到一个旅馆疯狂地做爱。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格拉姆在9.11事件中遇难，海天离开了纯洁之后跳了富士山。就是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好莱坞式的小说，被一些人看作是“杰作”、作者被认为是写情爱的杰出作家。小说最时尚化的表达是个人生活无限开放的可能性，小说有一句话，是纯洁内心的独白：我觉得一个女人是完全可以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这句独白是小说主人公命名的最好注释。更致命的是，小说还要搭乘美国诉诸全球的反恐意识形态，它搭乘的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时尚。这种奇怪的文学“时尚”，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它就像虚假的广告和中产阶级杂志一样，在以幻觉的方式去诱导、迷惑善良的人们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因此，《9.11的生死婚礼》的时尚，已经不是“小资”的时尚，而是中产阶级的时尚，是“跨国文化资本”的浅薄炫耀。 

    从《9.11生死婚礼》这个个案中我们发现，文学的时尚化事实上就是文学的“小资产阶级化”或曰文学的“中产阶级化”。因为时尚从来就与穷人或底层人没有关系，因此穷人或底层人也从来不在文学时尚化写作的表达范围之中，时尚化的阶级阵线是十分鲜明的。文学时尚化的诞生应该始于“网络文学”。网络是社会时尚文化最具覆盖性和煽动性的媒体。在网络文学中，我们看到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以及报告文学作家蒋巍模仿20岁“美媚”的口吻写的长篇——《今夜我让你无眠》等，其内容和趣味、情调，都可以概括在“小资”写作的范畴之内。并不是说这类题材和趣味不可以写，而是说当这种写作蔚然成风的时候，它也逐渐建立起了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意识形态就是“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这种文学时尚正与中产阶级文化联手合谋，它们试图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是：消费就是一切，享乐就是一切，满足个人欲望就是一切。这种虚幻的承诺不仅加剧了普通人内心不平等的焦虑感和紧张感，而且将现代性过程中几乎耗尽的批判性资源完全删除。在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蛊惑下，除了想入非非、跨国婚姻、床上激情戏、香车美女之外几乎所剩无几。现实的问题从来没有进入他们表达的视野之中，他们甚至连起码的批判愿望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