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俄罗斯诗歌的历史上,上自“文学之父”普希金,下迄“白银时代”诸诗人,彼得堡以其美丽的风光和厚重的历史一直受到诗人们的青睐,以至于被看作俄罗斯诗歌的象征。1916年冬天,茨维塔耶娃有过一次彼得堡之行。这次旅行成了她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彼得堡作为诗歌之母,仿佛以阴柔的力量孕育了她在诗歌中歌颂“阳刚的”莫斯科的意识。她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莫斯科诗人的价值,决心要像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热爱彼得堡似地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莫斯科。为此,她写下了组诗《莫斯科》,莫斯科有她熟悉的博物馆、熟悉的音乐厅、熟悉的小路、熟悉的小树林、熟悉的广场与教堂,而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的肋骨承受着一切”,那是她的诗歌之根,也是她介入生活的出发点: “从我的手中接受非人工的界限, 我奇怪的兄弟,出色的兄弟。
在被彼得抛弃的城市上空, 雷鸣般的钟声在滚动。
整个一千六百座教堂 都在嘲笑沙皇们的傲慢!” 而她对彼得堡诗人的敬仰则催生了组诗《致勃洛克》和《致阿赫玛托娃》,以及献给曼杰什坦姆的一系列诗歌。在《致勃洛克》中,她以充满激情的语调向抒情对象倾诉道: “你的名字是手中的小鸟, 你的名字是舌尖上的冰块。
你的名字是眼睛上的吻, 亲吻那合拢的眼帘温柔的寒意, 你的名字是一口幽蓝、冰结的泉眼。” 诗人甚至觉得,怀揣着“你的名字”进入梦乡,是一件最为甜蜜的事情。这里,勃洛克已经不是一个现实中存在的诗人,而是被赋予了“温柔的幻影”、“无可挑剔的骑士”和“雪白的天鹅”等形象,成为一种诗歌的理想和象征,写作的标尺。她期盼自己的“手”能与勃洛克的“手”相握,就像“莫斯科河”与“涅瓦河”一般相汇合,尽管她觉得,那如同“朝霞”对“晚霞”的追赶,其中不难看出后来者潜伏于谦卑中的骄傲。 阿赫玛托娃在她的心目中,是“缪斯中最美丽的缪斯”,是“金嘴唇的安娜”(希腊神话中雅典娜式的智慧女性),她的名字就像“一个巨大的叹息”,她为此要献给阿赫玛托娃“比爱情更永恒”的礼物,亦即诗人自己的心灵,然后,像一名两手空空的乞丐似地离开。不过,与对勃洛克的崇拜不同的是,茨维塔耶娃向阿赫玛托娃投去的是一位天才诗人对另一位天才诗人的敬意,她们之所以能成为“星星”、“月亮”和“天堂的十字架”,是因为都是“大地的女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茨维塔耶娃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加诸其身的困厄。1917年,丈夫艾伏隆应征入伍,一去便杳无音讯。1919年秋,走投无靠的茨维塔耶娃不得不将两个女儿送进了库恩采夫育婴院。不久,重病的大女儿阿利娅被送回了家,可是,小女儿伊利娜却不幸饿死在育婴院中。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她仍然没有中断自己的诗歌写作,或许,此时的写作已经成了她排遣孤独与贫困最重要的手段。写作的成果之一,就是1921年所出版的诗集《里程标》。在这部诗集中,她集中地描写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不过,这些诗歌与少女时代的作品相比,更多地是掺合进了生活的苦涩,流露着对未卜的前途的忧虑,以及灵魂深处冲撞不已的渴望、追求、欲望、困惑和矛盾: “我的灵魂和你的灵魂是那样亲近, 仿佛一人身上的左手和右手。
我们闭上眼睛,陶醉和温存, 仿佛是鸟儿的左翼与右翅。
可一旦刮起风暴——无底深渊 便横亘在左右两翼之间。” 1922年,艾伏隆随着溃败的弗兰克尔军队流亡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因对白军的行为感到失望,脱下军装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在得知丈夫犹在人世的消息后,茨维塔耶娃被获准出国团聚。出国之初,她来到了德国的柏林。当时的柏林是俄罗斯侨民文化的中心之一。她在那里见到了叶赛宁、安·别雷和鲍·帕斯捷尔纳克,后者新近出版的一部诗集《生活,我的妹妹》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柏林时期是茨维塔耶娃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她出版了《别离》、《天鹅营》、《手艺》等诗集。此外,还创作了几部叙事诗,如《山之歌》、《终结之歌》、《空气之歌》、《捕鼠者》等。 无疑,在俄罗斯诗歌史上,茨维塔耶娃属于天才诗人那一类型,综观她的整个创作,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充溢的灵感和丰富的想像力,其中没有丝毫的匠气,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因此忽视过诗歌的技术层面,恰恰相反,她比很多平庸的诗人都更重视技术的存在。她深深地懂得,没有手艺,人们就不可能化平淡为神奇,不可能在尘世的生活中创造出艺术,因为,“上帝与构思同在!上帝与虚构同在!”所以,她自豪地宣称: “去为自己寻找一名可靠的女友, 那并非依仗数量称奇的女友。 我知道,维纳斯是双手的事业, 我是手艺人,我懂得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