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堡曾经这样评介他的同时代诗人玛·伊·茨维塔耶娃：“（她）在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时说：‘作为一个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对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则可以换一种说法：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爱伦堡的这番概括是恰如其分的，她似乎是为诗歌而生的，除诗歌写作以外，她的经历也充满了很多诗意的细节：浪漫中楔入了坎坷，温柔中酝酿着风暴，忠贞下蕴含了背叛；然而，她最终却以极其常见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死：自缢。这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

1   茨维塔耶娃于1892年10月8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伊·弗·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始人之一。母亲玛·亚·梅伊恩有德国和波兰血统，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除音乐熏陶以外，母亲还给孩子们讲故事，诵读诗歌，教导她们不要在乎物质的贫困，而要崇拜神圣的美。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茨维塔耶娃逐渐滋长了对诗歌的信念：“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了：成为一名诗人。”正是在“音乐和博物馆”中，茨维塔耶娃度过了幸福的童年生活。
    1906年秋天进入女子寄宿学校以后，茨维塔耶娃开始深入地阅读十九世纪俄罗斯经典诗人的作品，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诗歌，重温童年时妈妈灌输到耳朵里的韵律和节奏，接触到歌德、海涅和其他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在灵魂深处滋生了终生不衰的浪漫精神。像许多同龄少女一样，这个阶段的茨维塔耶娃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满怀对现实生活的叛逆渴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据说，她爱上了一位大学生尼伦德尔，为他写下了大量的抒情诗，而对方表现出的冷漠使其痛不欲生。于是，她买了一把手枪，到一家曾经上演过她心爱的法国作家罗斯坦的戏剧《雏鹰》的剧院自杀，幸亏枪内装上的是一颗哑弹，才没有酿成悲剧，但由此也可见出诗人孤傲、刚烈、极端的性格。
    根据茨维塔耶娃的自述，她六岁时便开始诗歌练习，此后一直没有中断。1910年，这位18岁的少女自费出版了诗集《黄昏纪念册》，它引起了不少文学前辈的关注，其中有勃柳索夫、古米廖夫、沃洛申等。勃柳索夫从中看到了象征主义的遗风，古米廖夫则为其中所流露出的日常性关注而欣喜，因为它们恰好吻合了阿克梅主义的创作原则——让玫瑰自己来叙述玫瑰；至于沃洛申，除了对这部“年轻而幼稚的书”加以鼓励外，还亲自拜访了诗集的作者，这一举动成了他们真挚友谊的开始。在这部诗集中，茨维塔耶娃几乎是无意识地实践着她后来所遵循的一个创作原则：“地球上人的惟一责任——便是整个存在的真理”。她把生命当成寻找真理的启示，而将写作认做通向真理的道路，在《祈祷》一诗中，她如是写道：
        “基督和上帝！我渴盼着奇迹，
        如今，现在，一如既往！
        啊，请让我即刻就去死，
        整个生命只是我的一本书。

        我爱十字架，爱绸缎，也爱头盔，
        我的灵魂呀，瞬息万变?
        你给过我童年，更给过我童话，
        不如给我一个死——就在十七岁。” 
    全诗虽说还留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痕迹，但也透露了她一生所关注的主题：生命，死亡，爱情，友谊，艺术，自然，上帝。
    1912年1月，茨维塔耶娃嫁给了一名民粹派分子的后代——谢尔盖·艾伏隆，并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神奇的路灯》题献给他。但是，这本诗集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好评，阿克梅诗人、“诗人车间”的成员戈罗杰茨基和古米廖夫作出了不太友好的评价，而她素来敬重的勃柳索夫也流露了明显的失望情绪。对此，茨维塔耶娃的反应是：“我如果是车间的成员，他们就不会如此辱骂了，可我永远也不会加入车间”。她认为，诗人应该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束缚的。果然，她不仅一直没有成为阿克梅派的成员，甚至独立于所有的文学社团和流派之外，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流的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等保持着恰切的距离，尽管她与这些流派中的许多人都有私交来往。这种游离状态自然给她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不便，但对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却大有裨益。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诗集《摘自两本书》中这样写道：“我的诗行是日记，我的诗是我个人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