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许寿裳对先生上海十年作了如下描述：“鲁迅自1927年回上海，至1936年逝世，这十年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因之，生活愈见不安，遭遇更加惨痛，环境的恶劣实非通常人所能堪，他的战斗精神却是再接再厉，对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社会上封建余毒的弥漫，一切反动势力的猖獗，中国文坛上的浅薄虚伪，一点也不肯放松，于是身在围剿禁锢之中，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苦战到底，决不屈服。”先生在上海的十年，是他为“立人”而继续聚焦批判国民性弊端的十年。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这样评价晚年鲁迅：“愈到晚年，他对民众的揭发还愈深刻。”在对国民性的认识上，“三十年过去了，他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当然，上海十年，先生在批判国民性弊端的同时，肯定和发扬民族精神的文字，与前相比明显增多。

  1931年和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和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先后爆发。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指出：“五四运动有两个主题，一是启蒙，一是救亡。”“启蒙是反封建，救亡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的危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改变了启蒙与救亡平行的局面，政治救亡的主题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这种评价不无道理，但在鲁迅那里没有，正如学者林贤治指出：“鲁迅的深刻性还在于，他不但指出抗战的障碍来自统治阶层，而且来自国民自身。他常常把权力者的专制手段同国民的愚昧表现，把权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国民的文化心理结合起来加以描述和分析。一面是救亡，一面是启蒙，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在救亡中启蒙，以启蒙从事救亡。”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进一步分析说：“在鲁迅那里，救亡从未压倒启蒙，因为在他的意识里，救亡离不开启蒙，启蒙是救亡的前提。”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一开始便意识到，只有民众在思想上都觉醒了，都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民族才能真正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否则，民族迟早还要沦亡。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救亡，最紧迫的固然是增强军力和实力，但根本还是在推进五四运动开始的思想革命，对民众进行启蒙。

  先生在上海十年间之所以能够做到他在《自嘲》诗中所言“成一统”，除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与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交往外，还与他此前创作完成散文诗《野草》有着莫大关系。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先生陆续写了23篇散文诗，先后在《语丝》上发表。1927年7月，散文诗集《野草》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前先生创作了《题辞》。《野草》体现了“立人”思想之精髓，先生在《野草》题辞》中表明：“我自爱我的野草。”作家聂绀弩指出：“《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钥匙，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全程中一个重要的枢纽。”《过客》是《野草》的代表作之一，《过客》发表一个多月后，1925年4月，先生在回答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学生赵其文询问《过客》含义的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反抗绝望不仅是《过客》的主题，也是整部《野草》的主题，并且涵盖鲁迅所有作品。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指出：“绝望的反抗这流溢着对生命的珍惜和紧迫感，这要求着人对自己的每一行动负责——历史正是人在时间中的抉择过程。”先生在上海十年，正是他在国难深重的暗夜搏击“二患交伐”、反抗绝望的十年，持续创立以“立人”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