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与上海城市品格：鲁迅在上海（1927—1936）》丨鲁迅在上海：“运交华盖欲何求？”

百年前的上海虹口，一条普通弄堂里，鲁迅安顿下自己的生活，也埋下了中国新文学的火种。谁能料到，跨越将近一个世纪，这片浸润着笔墨与思想的土地，接连迎来两件文坛盛事：上海文学馆正式对外开放，鲁迅文学奖颁奖盛典落户北外滩。一馆新生，大奖启幕，属于虹口的文学高光时刻，就这样如约而至。曾经，虹口是众多进步文人的落脚之地。鲁迅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后的十年，景云里、大陆新邨、内山书店、木刻讲习所，一处处旧址藏着鲜活的往事。茅盾、瞿秋白、郭沫若、夏衍等一批思想者在此相遇、写就文章，造就了这片街区罕见的文学浓度。这些年，虹口持续守护这份珍贵文脉：一年一度的鲁迅文化周、不断迭代的鲁迅小道、修缮焕新的纪念场馆，让先生的精神不再封存于泛黄书页。当本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站在北外滩的舞台上，重读“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依旧能感受到文字背后滚烫的力量。而《鲁迅精神与上海城市品格：鲁迅在上海（1927—1936）》这本书，恰好帮我们搭建起理解这一切的桥梁。作者刘国胜将目光聚焦鲁迅在上海的十年岁月，从爱国情怀、硬骨头风骨、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等多个维度，细细剖析鲁迅精神与上海城市品格相互滋养、彼此成就的内在关联。这本书不仅梳理鲁迅在沪的生平旧事，更立足当下，探讨如何传承、激活鲁迅留下的精神财富，为今天的城市文化建设带来深刻启发。《鲁迅精神与上海城市品格：鲁迅在上海（1927—1936）》刘国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定价：88.00元 ISBN：978-7-5486-1968-0 下文为《鲁迅精神与上海城市品格：鲁迅在上海（1927—1936）》绪论节选鲁迅与上海早有因缘，来上海定居前，曾数次到过上海。1898年5月他去南京求学时，由绍兴经杭州，5日到上海，17日到南京。1902年3月，他登上日轮“大贞号”从南京启程，经上海赴日本留学。1903年9月，他利用假期回国探亲后，10日从杭州抵上海，13日自上海乘船赴日。1912年5月，已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务员的他，与许寿裳一起随部北迁，从绍兴经上海乘船赴北京。1913年6月、1916年底至1917年初和1919年12月，他省亲途中均路经上海。1926年8月，已是知名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偕许广平乘火车经天津转津浦路南行至上海，住了四天，然后转水路南下，分别去厦门和广州。先生早年，上海成为他求购书籍的主要来源地，他在上海停留时的主要活动之一是买书。他任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期间，与军政府发生矛盾，辞职后一度曾起念到上海当编辑，后因接到去教育部工作的通知而作罢。总的来看，那时他对上海留下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但已对上海有所批评。1904年5月，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谈到上海官绅对于国难当头无动于衷，黄浦江畔依然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景象。当时，他对上海的了解还不多。到上海定居后就大不一样了，他对上海的认识日渐加深。 1927年9月19日，鲁迅在给作家翟永坤的信中，谈了去上海后的打算：“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到上海，没有了公职和教职，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这里没说到创作，但可看出他今后的自由撰稿人或职业作家兼翻译家的身份就这样定下来了。先生虽教过书，但历来认为作家和教师是差异很大的两种职业；虽有较长时间的政府官员经历，但历来认为自己不适合做领导；他选择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坟》中，从文化角度指出当时的中国面对“二患交伐”：“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中西文化在演进中都出现了偏执，以往的偏执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存在的糟粕，现在的偏执则是像瘟疫一样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糟粕。两种病患交相影响中国人，中国就危险了。以1907年和1908年发表五篇文言论文为起点，到1936年，先生的创作生涯整30年。30年间中国发生剧变，“二患交伐”也出现了新情况。从“本体自发之偏枯”看，虽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但延续两千多年与封建专制统治密不可分的腐朽文化，凭借统治阶级的强权维护和巨大的历史惯性，依然在人们思想的基础层面发挥作用。从“交通传来之新疫”看，清末民初中国的现代化被迫起步，国门打开后，从沿海通商口岸开始，中国的现代化步伐逐渐加快，西方文化糟粕伴随精华也一起进来了。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方位和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在加快现代化步伐、渐成大都市的过程中，受“二患交伐”的影响特别明显。主奴文化在侵略者的铁蹄、殖民者的豪夺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白色恐怖中发酵；各国列强将打着“现代”印记的商品洪水般向中国倾销，物欲压倒精神追求的物奴文化影响日益严重。先生在深入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批判西方文化糟粕。他的双重批判，体现在对租界文化、海派文化的批判中；还体现在参与并指导左翼文化运动，并与极“左”倾向作斗争过程中。

百年前的上海虹口，一条普通弄堂里，鲁迅安顿下自己的生活，也埋下了中国新文学的火种。谁能料到，跨越将近一个世纪，这片浸润着笔墨与思想的土地，接连迎来两件文坛盛事：上海文学馆正式对外开放，鲁迅文学奖颁奖盛典落户北外滩。一馆新生，大奖启幕，属于虹口的文学高光时刻，就这样如约而至。

曾经，虹口是众多进步文人的落脚之地。鲁迅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后的十年，景云里、大陆新邨、内山书店、木刻讲习所，一处处旧址藏着鲜活的往事。茅盾、瞿秋白、郭沫若、夏衍等一批思想者在此相遇、写就文章，造就了这片街区罕见的文学浓度。这些年，虹口持续守护这份珍贵文脉：一年一度的鲁迅文化周、不断迭代的鲁迅小道、修缮焕新的纪念场馆，让先生的精神不再封存于泛黄书页。

当本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站在北外滩的舞台上，重读“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依旧能感受到文字背后滚烫的力量。而《鲁迅精神与上海城市品格：鲁迅在上海（1927—1936）》这本书，恰好帮我们搭建起理解这一切的桥梁。

作者刘国胜将目光聚焦鲁迅在上海的十年岁月，从爱国情怀、硬骨头风骨、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等多个维度，细细剖析鲁迅精神与上海城市品格相互滋养、彼此成就的内在关联。这本书不仅梳理鲁迅在沪的生平旧事，更立足当下，探讨如何传承、激活鲁迅留下的精神财富，为今天的城市文化建设带来深刻启发。

《鲁迅精神与上海城市品格：鲁迅在上海（1927—1936）》
刘国胜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定价：88.00元
ISBN：978-7-5486-1968-0

下文为《鲁迅精神与上海城市品格：鲁迅在上海（1927—1936）》绪论节选
鲁迅与上海早有因缘，来上海定居前，曾数次到过上海。1898年5月他去南京求学时，由绍兴经杭州，5日到上海，17日到南京。1902年3月，他登上日轮“大贞号”从南京启程，经上海赴日本留学。1903年9月，他利用假期回国探亲后，10日从杭州抵上海，13日自上海乘船赴日。1912年5月，已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务员的他，与许寿裳一起随部北迁，从绍兴经上海乘船赴北京。1913年6月、1916年底至1917年初和1919年12月，他省亲途中均路经上海。1926年8月，已是知名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偕许广平乘火车经天津转津浦路南行至上海，住了四天，然后转水路南下，分别去厦门和广州。

先生早年，上海成为他求购书籍的主要来源地，他在上海停留时的主要活动之一是买书。他任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期间，与军政府发生矛盾，辞职后一度曾起念到上海当编辑，后因接到去教育部工作的通知而作罢。总的来看，那时他对上海留下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但已对上海有所批评。1904年5月，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谈到上海官绅对于国难当头无动于衷，黄浦江畔依然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景象。当时，他对上海的了解还不多。到上海定居后就大不一样了，他对上海的认识日渐加深。

1927年9月19日，鲁迅在给作家翟永坤的信中，谈了去上海后的打算：“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到上海，没有了公职和教职，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这里没说到创作，但可看出他今后的自由撰稿人或职业作家兼翻译家的身份就这样定下来了。先生虽教过书，但历来认为作家和教师是差异很大的两种职业；虽有较长时间的政府官员经历，但历来认为自己不适合做领导；他选择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坟》中，从文化角度指出当时的中国面对“二患交伐”：“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中西文化在演进中都出现了偏执，以往的偏执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存在的糟粕，现在的偏执则是像瘟疫一样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糟粕。两种病患交相影响中国人，中国就危险了。以1907年和1908年发表五篇文言论文为起点，到1936年，先生的创作生涯整30年。30年间中国发生剧变，“二患交伐”也出现了新情况。从“本体自发之偏枯”看，虽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但延续两千多年与封建专制统治密不可分的腐朽文化，凭借统治阶级的强权维护和巨大的历史惯性，依然在人们思想的基础层面发挥作用。从“交通传来之新疫”看，清末民初中国的现代化被迫起步，国门打开后，从沿海通商口岸开始，中国的现代化步伐逐渐加快，西方文化糟粕伴随精华也一起进来了。

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方位和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在加快现代化步伐、渐成大都市的过程中，受“二患交伐”的影响特别明显。主奴文化在侵略者的铁蹄、殖民者的豪夺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白色恐怖中发酵；各国列强将打着“现代”印记的商品洪水般向中国倾销，物欲压倒精神追求的物奴文化影响日益严重。先生在深入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批判西方文化糟粕。他的双重批判，体现在对租界文化、海派文化的批判中；还体现在参与并指导左翼文化运动，并与极“左”倾向作斗争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