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在上海短暂停留期间，陈乃乾、潘景郑、徐森玉、李寅文等学人相继目验校勘。潘景郑在《著砚楼读书记》详考该书行款、刻工、避讳，断为南宋孝宗以后刻本，定为龙舒初刊。赵世暹以罕见珍本不宜私藏，愿献国家。顾廷龙在合众图书馆将宋刻当面转交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后护送进京，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沪上学人以学术为公之心，月余内为这部宋刻珍本正名定分，识其至宝。

  而十卷残本与上海的因缘，则始于战乱中的护持。此本自清初冯文昌递藏，同治间归苏州潘氏滂喜斋，为家族珍籍。抗战时期，郑振铎主持“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沪秘密抢救古籍，潘氏藏珍被列为重点，虽抢救未果，至1960年经潘景郑、徐森玉、顾廷龙等促成，残本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是，沪上学人对宋版《金石录》的研究从未停歇。早在1951年，潘景郑便在《校宋本〈金石录〉》中提及“吾家滂喜斋旧藏残宋本十卷”，并敏锐推测其与三十卷本“雕镌不出安徽一省”，可能为原刻修板后的印熬。逮三十卷全本《金石录》收入《古逸丛书三编》影印行世，陈先行遂以之与上图所藏十卷残本细加对勘，既印证了潘景郑、冀淑英所论二本同出龙舒郡斋一版之卓识，又进一步揭明残本卷次实系后人剜改伪作，以割补描润之法掩饰痕迹，从而对卷数差异之由作出更为切实的解说。

  两本《金石录》的同源关系与版本流变真相，最终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场学术接力中得到实证厘清。文脉流转，冥冥若契，三十卷本离沪北藏不过十年，十卷本便入沪安居，自此南北双璧隔江相望，同证沪上学林鉴藏护持之功。

双璧同辉，文脉赓续
  此次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全本《金石录》赴沪“省亲”，促成了两部同源珍本的故土重逢，具有梳理版本脉络、还原典籍原貌的学术价值，更承载着回望近代护书文脉的文化意义。

  国家图书馆所藏三十卷全本，为南宋淳熙间龙舒郡斋初刻前印之本，历劫犹完，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宋刻《金石录》，使后世得以窥见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编纂之原貌，纠正元明以降抄本、刻本之讹谬。全书体例分明，前十卷为金石目录，系统著录上古至隋唐金石器物、碑刻墓志两千余种，详载撰者与刊刻年月，搭建起历代金石遗存的目录框架；后二十卷为跋尾考证，汇集五百余篇考据札记，辨铭文真伪、正史传讹误。

  三十卷全本之价值，不仅在其前十卷目录所提供的宏富文献信息，更在后二十卷跋尾所呈现的赵明诚金石考据之精义，且未经改易，文本最称可靠。据陈先行先生考证，十卷残本在修版时虽对原版有所校改，补刻了部分阙字，但也造成了若干讹误。如卷十五《汉州辅墓石兽月专字》，十卷本误“天禄”为“夫禄”，三十卷本正作“天禄”；卷十九《汉巴郡太守张君碑》，十卷本脱“廉”字，三十卷本“察孝廉”三字俱全；卷十九《汉酸枣令刘熊碑》，三十卷本作“碑又云”，十卷本“碑”前衍“玄”字。误字、脱字、衍字所在多有，皆系修版所致，而三十卷初印熬独存原刻旧观，弥足珍贵。此番宋刻原貌，亦于上海书画出版社2025年原色原大影印本中得以完整呈现，卷中“晏如”朱印与版刻字迹粲然，为学界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宋刻《金石录》三十卷全本与十卷残本，同出一版而流布各异，彼此互证，相得益彰。三十卷全本存其原刻旧观，版刻精善，文字可靠，完整呈现赵明诚金石考据之精义，版本价值至重；十卷残本虽仅存跋尾十卷，然藏印题跋累累，可见藏书之史。且属后印修版之本，留存版片补缀、文字更易、阙文补刻等痕迹，可资考见《金石录》在宋代版刻流传中的实际递修情况。

  此番两部国宝相聚上海，堪称“省亲”之会。数十年来，双璧暌违南北，今得并几同观，诚为当代古籍保护与学术研究之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