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马年新春佳节期间，国家图书馆藏宋刻三十卷全本《金石录》远赴上海，与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残本联袂展出。这两部珍本虽分藏南北，实则同出一源，皆为南宋淳熙年间龙舒郡斋刻本之遗存。一为初刻前印之完帙，一为后印修补之残本。二者之流传历程，皆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此番三十卷本自北向南，与扎根上海的十卷本重逢，不啻为一次文化意义上的“省亲”。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部同源之书，在后世的流传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遭际。三十卷全本藏于津逮楼百余年，世无知者，直至1951年以每斤二角的废纸价易主，险遭流散，幸赖赵世暹慧眼识宝、张元济鉴定题跋、郑振铎亲护送京，最终入藏国家图书馆。十卷残本虽残缺不全，然经名家递藏，题跋累累，流传有绪。二者一显一隐，一荣一幸，堪称书林传奇。

  《藏书报》刊载华东师范大学陈倩撰写 宋刻《金石录》何以“省亲”？，今全文转载如下。


《宋刻全本金石录》
［宋］赵明诚 撰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5年8月

金石省亲，本是同根
  《金石录》共三十卷，由宋代金石学大家赵明诚访求藏蓄铭文款识、石刻碑文、诗赋文章，加以考订编排，"凡廿年而后粗备"。其后，李清照对遗稿加以校勘整理，方得正式刊行问世。是书在南宋曾有两次刊刻：一为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龙舒郡斋刻本，一为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浚仪赵不谫刻本。然这两个版本在元明近四百年间均湮没无闻，世间仅有抄本流传，辗转传录，舛误日滋，难以窥见宋本原貌。

  清代初年，杭州藏书家冯文昌获藏一部宋刻《金石录》，虽仅残存十卷，却因系当时可见的唯一宋刻版本，被视作"传世孤本"。这部十卷残本既无序目可稽，板叶间又有漫漶，故学界久以为乃浚仪赵不谫刻本，或疑为南宋末年坊间所刻，与龙舒郡斋本别为两种宋刻源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将二者分条著录。这一认知偏差，直至20世纪50年代三十卷全本现世后，两本相校，其间版本嬗递之迹，方始豁然。

  1951年，南京甘氏津逮楼旧藏的宋刻三十卷全本《金石录》意外现世，这部被甘氏秘藏数代、未入公开藏目的珍籍，幸得收藏家赵世暹发现其版本价值，专程携至上海请版本学家张元济鉴定并作跋。张《跋》洋洋洒洒一千六百余字，考订细致，认为此本字体劲秀、笔画谨严、刻工整饬，且未收录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与洪迈《容斋四笔》中"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的记载高度契合，当为南宋淳熙龙舒郡斋初刻本。冀淑英《谈赵明诚〈金石录〉的版本问题》指出，两宋本字体版式宛然如一，十卷残本因系后印，故有漫漶处。由此推之，所谓宋刻浚仪本，实即赵不谫重修之龙舒郡斋本。浚仪乃北宋故都汴梁，南宋宗室多以此署籍，寓不忘故国之意，而非实指刻书之地。至于二本卷次之异，盖因重印跋尾所致。既经补版，文字难免参差，其中亦有修版之际另行改定者。二者本属同一版本，十卷残本与新见三十卷龙舒全本，乃一版两次印行之不同传本。

  两部宋刻本虽历经数百年风雨，却始终未改同源本质，此次三十卷本远赴上海与十卷本相见，恰是血脉同源的金石珍籍，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省亲”之约，而三百余年版本迷局的厘清，更让这场“省亲”有了回归版本真相的学术深意。

缘起海上，学林护持
  宋刻《金石录》三十卷全本与十卷残本，在近现代的命运转折，皆与上海这座城市结下深缘。从南京甘氏津逮楼散出的三十卷本，因沪上学林诸公的鉴藏与护持，得以归藏公库；而十卷残本亦蒙此间学者考证守护，最终庋藏于上海图书馆。

  三十卷全本的发现及其赴沪鉴定的因缘，系于水利学家赵世暹。其在甘氏故宅以论斤之价购得此书，检书时见夹有签条，上书"此书版本绝佳，疑是宋版"，虽知其珍，未敢妄定，遂致信时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的顾廷龙，并转请版本学大家张元济鉴定。据丁小明、柳和城整理的赵世暹致顾廷龙书札，1951年4月6日，赵世暹派员将《金石录》五册送至上海，信中云："兄对善本书必多考究，对于《金石录》（宋板）有何高见，请示以广学识。此书在部批未到、未曾贡献以前，为避免麻烦起见，不愿多人知之，请暂秘勿宣，并乞代陈菊老为叩。"张元济旧藏吕无党钞本《金石录》，并曾将其纳入《四部丛刊》影印出版，故于宋版《金石录》之发现尤为欣喜。张元济特约老友冒广生同赏此书，后手题长跋，详述校勘经过与鉴定所得，断为南宋淳熙龙舒郡斋初刻本。跋成后经赵世暹复函提出修正意见，修改厘定，张元济将宋刻全本送至顾廷龙处。顾廷龙婉谢赵氏索跋之请，以为张跋已尽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