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亲的家里逃出来，逃到母亲的家，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张爱玲的母亲是受“五四”影响甚深的新女性，她毅然离开吸毒蓄妾的遗少丈夫，长年远游域外，孤身奋斗一生。“这是一个极其有光彩的中国女性。可是这种光彩，是以牺牲子女对母爱的渴望为代价的。其代价的结果，是张爱玲本能地背离了她母亲的道路、文化和人生追求。……张爱玲的独特性格和文学成就，可以说，正是她母亲的反面。”在母女短暂相处的时间里，母亲西方近代文明色彩浓厚的教育计划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使正处在惶惑青春期的少女“思想失去均衡”，同时也失去对母亲的家的亲切柔和的感觉。“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意象，切肤般地表达出了失去一切依傍的存在体验，个人必须单独面对生命的虚无和不可知的命运。从父亲的家到母亲的家，从没落的中国传统文化到不能产生亲和力的西化的文明方式，在张爱玲对自己成长经验的回顾中，无家可归的感受最为深重和突出。不过，这种感受虽然从个人的痛切经验中得来，张爱玲却并不过度强调它的个人性，而是把她看成一个时代的人的普遍的遭遇。这样的时代，她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观念里借来一个词，称之为“乱世”。她说：“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不多久，她又身历香港战争，目睹了人性黑暗力量的爆发对人类文明的毁坏。西方观念上的末日意识和中国文化里的乱世感在她的思想里纠结缠绕在一起，发酵出现代中国特殊的虚无形态。

  这种特殊性表现在虚无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上，虽然联系得异乎寻常的紧密，通常却并不显现出来。张爱玲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关注现世的快乐、琐细的趣味、平凡的人情物理、可以计算的小小的物质利益，诸如此类，不过是“乱世的人”，用“得过且过”的方式对付虚无的人生底子罢了。除此之外，这些渺小、自私的男女，还能有什么更超然的办法？其实心底都清楚，因为有这个虚无的黑底子的威胁，快乐的现世是不能长久的，再平凡、再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也是不安稳的。所以得以超常的热情去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实在的东西。

  这种虚无的精神上的启示，张爱玲曾经描述为一种扩大的“身世之感”。一九四五年，她在一篇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一个人在黄昏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吧，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经由这样一种推己及人的苍茫的“身世之感”，张爱玲深切体验的虚无里，不经意地透露出一种动人而平静的、宽广而有着落的悲悯情怀。这是张爱玲极少表露的，她更多表露的是她的聪明才智，尖酸刻薄，老练，洞见，兴致盎然的趣味，没心没肺的快乐……可是在心底里，她何尝不真心牵系着那些和自己一样在日常生活的“不对”和人类文明的“毁坏”中挣扎求生的人们。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张新颖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现代意识”是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词。本书摒弃“西方影响—中国接受”的传统视角，提出一个核心追问：当西方现代思潮涌入时，处于自身历史困境中的中国文学主体，如何回应、选择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