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她（张爱玲）在一篇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一个人在黄昏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

  本文摘自《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一书，为书中《日常生活的“不对”和“乱世”文明的毁坏——张爱玲创作中的现代“恐怖”和“虚无”》一文的部分内容。



  在张爱玲的意识中，时代的性质不仅处在方生未死的状态、梦魇般的暧昧不明、纠结难缠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其中蕴含着根本性的危机和个人完全无法挽救与抗衡的大颓势。《〈传奇〉再版的话》第一段，张爱玲似乎是高高兴兴、没心没肺地嚷着：“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可是这兴奋还没来得及展开，紧接着的催促声音就把它一扫而光：“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恍惚间，仿佛T.S.艾略特《荒原》第二部分里反复回响的催促声扩大到了一个汉语文本里：“时间到了，请赶快/时间到了，请赶快。”这并非一个偶然无稽的联想，张爱玲“来不及了”的内心声音正根植于她个人在自己身处的时代中产生的“荒原”意识——怕人不容易理解，所以她特别申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她甚至进一步去设想“天玄地黄，宇宙洪荒，塞上的风，尖叫着为空虚所追赶，无处可停留”的情景，还设想“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什么样的人才能活下去的问题。?

  张爱玲一九四四年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世界大战的炮火仍然不肯息止，现实的情境显然不断刺激着她此前亲身遭受的香港战争的痛苦经验，使得这种经验一直居留在思想意识的核心区域，形成深刻的影响。“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虽然港战不过是大规模世界战争的一个小插曲，但是对于在读大学期间感受到它“切身的，剧烈的影响”的张爱玲来说，已经足以从战争撕开的裂口中窥见人性中的黑暗力量，文明岂止约束不住它，文明本身已经在它的爆发中毁坏了。文明的毁坏不能不使得与之紧密相连的现代性时间观破产：线性的、连续的、进步的、无限的、不可重复的时间观不能不作废了，历史等于时间，时间等于进步的文明信念不能不幻灭了。港战使张爱玲体会到时间的终结：战争之后的一切，都不过是“烬余”而已，没有文明来赋予意义，就只能陷入“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处在这种文明毁坏的境地中的感受，《倾城之恋》里做了非常出色的描述：

  在劫后的香港住下去究竟不是长久之计。白天这么忙忙碌碌也就混过去了。一到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壁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