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识者指出：这首诗赤裸裸在暴露“生活之欲”的丑态，毫不掩饰，毫不委婉，立脚地全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王国维大力刻画与“生活”直接有关的“饮食”与“男女”两事的丑陋与愚昧，而“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尤可见人生之荒谬。这正是叔本华所说的“天才……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了解到人类竟一副可怜相，而油然兴悲哀之念”这一关于“生活之欲”的丑态的论述，见蒋英豪《王国维与叔本华》，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二期。。但就这首诗而论，“笔弱词蘼”的缺陷是被避免和克服了的，而这种缺陷之所以能够被避免和克服，正是因为此诗现代意识充沛其间，压抑了王国维时常要流露的弱、蘼、秀、羸的情绪，论者标出的“丑态”二字，也正是王国维在现代意识烛照之下的感受强烈的发现。

  一九六年，王国维作《浣溪沙》一首：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

  这首词对于人生的苦痛本身，做了一种引申的、极端化的解释。人生苦痛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词的前一半写昏暗孤绝的境地，与下半部分的明亮热闹形成强烈刺眼的对照；而孤雁成为席上珍、腹中物，正是对苦痛意义和价值的回答：并无意义，并无价值，只不过正好满足他人卑俗的生活欲望罢了。这是一种相当彻底的愤激，是王国维“从尼采到叔本华的研究中，发出对人生绝望的哀音”。

  到此我们多少有些明白，王国维为什么不去自主地承担人生苦痛而念念不忘寻找解脱和慰藉的方法了：因为人生的苦痛毫无价值。承担毫无价值的苦痛，不是很荒谬吗？可是虽然不承担也仍然存在，毫无价值也仍然存在，这不是也很荒谬吗？在毫无价值的苦痛中过活，其情势正如王国维《蝶恋花》词里所写：“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

  钱塘江水，上潮时水西流，退潮时东趋海，不舍昼夜地进行着毫无意义的、反反复复的拉锯般的痛苦运动。巨石不断从山顶滚落，西西弗斯不断地推巨石上山，加缪说，不断地推巨石上山就是意义，就是赋予和创造意义。王国维不能作如是观。

  王国维从哲学退向文学，本意是寻求慰藉，可是文学这东西是个怪物：它诚然能够缓解思想的紧张和意识的痛苦，能够对实际的经验进行审美的升华，然而它同时又培养出对这样的经验的极端敏感，又把这种紧张和苦痛磨砺得更加尖锐，倒回头来，它对人的刺伤也就更加严重。王国维一定是感到了这样的危险，他在四十岁之前终止了文学生涯。我们通常所说的天才，也真可以用到王国维身上，他一次次退却，这一次他退出了文学，他仍然有地方可退。“这一转变似乎包含着对于情感的抵制，它是被抑止了，但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完全遵循理性的人，或者做一个世俗的普通人。后来从事古代史、古文字学、甲骨金文多种学问的研究，确实对他的精神起着振奋的作用。就在丁巳复辟失败消息传来的沮丧的日子里，他因为完成了自称上继古韵学大师顾、江、戴、孔、王、江的杰出论文《五声说》时，说：‘近月湮寒沉晦之心绪为之一销。’真理的发现给了他安宁，这种近于自然赐予的光荣感，我以为是他早期文学创作时所不曾经历的。这样，当一九二五年以后接二连三的外界与内部的危难发生时，‘生活之欲’这一概念再度复燃了，理性消退了，情感的困惑又支配了他。这就像是最初出现过的乐句，以更大的力量回到终曲中。很可惋惜的是，他不能再从文学中得到升华，他以生命为代价付出了。”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国维投身颐和园的昆明湖自尽。至少在他自己心中，钱塘江水无法再流过来、倒回去了。可是，死并不是真正的解脱，王国维早在《红楼梦评论》里就明白地写道：解脱之道，不存于自杀。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张新颖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现代意识”是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词。本书摒弃“西方影响—中国接受”的传统视角，提出一个核心追问：当西方现代思潮涌入时，处于自身历史困境中的中国文学主体，如何回应、选择与创造？


作者简介
  张新颖，一九六七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作品有：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九讲》《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斜行线》；随笔集《九个人》《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不任性的灵魂》《迷恋记》《有情：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诗集《在词语中间》《三行集》《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等。近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张新颖作品系列”。

  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