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是丛书体例的创立关。

  为了给《敦煌文献全集》丛书确立好统一的体例，从古籍办、出版局领导到主编和专家，从社领导、编室领导到资深编审，围绕编纂出版的各个环节，大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讨论，设计了10余套具体方案，包括如何处理长卷的跨页连续，图卷的局部放大，卷背、包首的展示，凌乱残片的布局，粟特、于阗文等民族文献阅读顺序等复杂情况。记得我们初次做好第一册的样品后，吕健社长第二天一大早就带去北京征询古籍办的审读意见。而这个第一册，我们做了整整4个月五版，社长也往返了北京五次。除了定名规范的科学完善，新法藏还首创了分级版式、总图呈现等一系列新体例，为敦煌文献未来出版贡献了一套高标准的新范例。

  第三关，是高要求的技术还原关。

  新法藏的印制清晰度较以往提高十倍以上，让原来难以辨认的小字、模糊的底本、彩绘颜色、纸张质感，都纤毫毕现。为了达到能还原敦煌文献原貌的效果，胡文波副总编、美编严克勤老师同我们一起，寻找了多家排版印刷公司反复讨论，有位印厂负责人说，这是他从业40年做过最难的项目。比如，P.2003号《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卷首就是一幅彩绘说法图，因为卷在最外层，变色相对严重，为了能找到最贴近原貌的颜色，我们调试了十几种样张，去对比其中细微的差别。又因为8开尺寸太大，卷子太长，每次拿到彩样，我和张祎琛、袁乐琼三个责编经常索性铺在地上审读。再比如，P.3835号，涉及多种仪轨文献，在经折装中又上下折叠了好几层社司转帖等社会文书。为了准确展示文献间的接续关系,我们还做了一个缩小版模型来做参考，与主编反复定名排版，最终将文献通过多个展开图完整呈现了出来。

  新法藏陆续出版后，不仅获得了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一等奖，更赢得了各界的广泛认可。

  在法藏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一致认为：新法藏不仅打破了资料壁垒,更树立了敦煌学研究从文本释读向多维文化阐释的新标杆。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媒体则总结，法藏出版，是目前海外大宗敦煌文献首次实现全彩高清出版，完整呈现敦煌写卷的形态与细节，建立了新的文献出版标准与规范。它掀开了敦煌文献研究新的一页，建立了敦煌文献研究和出版的新典范。

  在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纪录片和新闻报道中，也长篇介绍了新法藏：本次出版让古籍新生，再造经典，实现了从“藏于秘府”到“化身千百”的跨越，践行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敦煌出版，我们一直在路上
  在发展敦煌出版的同时，我们也进一步扩大了相关领域的出版影响力，开拓了新的出版合作。三年多来，我们还完成了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重庆藏敦煌文献等的首次刊布，收官了《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14年的出版工程，形成了海内外敦煌文献整理的完整矩阵。随着学界研究的推进，我们也扩大了“一带一路”、民族古籍、冷门绝学等领域的出版，与更多的顶尖学者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启动了更多的大型重点项目。在出版影印和集成性文献的基础上，另一面我们也持续重点关注敦煌学研究论著和文化普及专著的出版，获得了“中国好书”“上海好书”、文津图书奖等几十种荣誉。在文化传承上，我们联系全媒体多元宣传，积极组织各类文化讲座，让敦煌文献，也让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走出书斋，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文脉的力量。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出版，既是上海古籍出版社70年古籍专业出版的积淀之作，也是中国敦煌学文献整理与出版事业的又一次集大成者。未来的敦煌出版，我们将继续坚守经典，遍访全球，探索敦煌学出版的新方向，实现更多经典的古籍新生，持续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