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68年，罗马在马其顿战争中获胜
大量财富涌入，民众因此被免除贡赋
无需纳税
罗马公民过上理想生活了吗？
事实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

古罗马的共和政制及其崩坏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一本讲述古罗马财政政治的著作。对于古罗马，中国人有特别的感情。从城邦成长起来的罗马帝国，曾经和大汉帝国并立于欧亚大陆两端，辉映一时。

  公元前3—前2世纪，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人先后战败迦太基、马其顿等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如此功业“不仅前无古人，而且恐怕也后无来者”。罗马人的伟大征服，是否与他们的政体有某种直接的关系？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罗马共和政制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它稳定而不失灵活，在集体和个人统治之间维持着有机的动态平衡，任何一方都不会因为自身权力过大而危及另外二者。然而，在波利比乌斯去世短短几十年后，这个被他称为“最优良政体”的共和国制度就彻底崩坏了。前88年，执政官苏拉率兵进入罗马城，开启了军事独裁的先河。苏拉大肆清除异己，自任终身独裁官。此时距离波利比乌斯去世仅仅过去了三十年。又过了四十年，前49年，高卢总督恺撒率兵渡过卢比孔河流，再次掀起罗马内战。战争持续了二十年，无数人丧生，就连恺撒本人亦遇刺而亡。最终，伴随着内战一同结束的，还有早已名存实亡的罗马共和政制。

  共和国的权力平衡是如何崩坏的？这个问题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回答，都会不可避免地论及罗马人的大规模征服。连绵不断的战争投入与源源不断的财富流入，导致罗马的社会发生深层的变革，贵族与平民、元老院与军事统帅、罗马人与意大利同盟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累积，旧有的共和政制不断遭到冲击。

富裕的罗马，贫穷的国家：财富都去哪了？
  在共和国晚期，赢得对外战争的指挥权不仅意味着凯旋式上的无上荣耀，更意味着难以计数的战利品和财富。为了能掠夺战利品，许多共和国的将领故意挑起战争。虽然罗马人从海外掠夺了天文数字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均匀地流入普通罗马人的家庭，而是集中流向了贵族精英的私人庄园。

  精英们通过垄断战争的指挥权，攫取了超过他们先辈百倍万倍的财富。共和晚期的一两代贵族，其财富之巨甚至远超过许多富庶的东方君主，其家产足以让他们养活一支几万人的军队！因为共和国的官职任期都很短，贵族们也不愿意让财富流入国库——那样意味着自己很少有机会染指。所以，虽然征服的范围不断扩大，共和国掠夺的资源越来越多，但国家的公共职能却一直停步不前。国家职能的停滞堵塞了普通人改善现状的潜在途径。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如果普通罗马人想在新经济的蛋糕中分上一块，他就必须接受那些把蛋糕锁起来的人的统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入贵族精英的军团，将自己与社会上层和精英阶层的巨大财富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取消贡赋与“战争自由”
  罗马从建城开始就强敌环伺，为了生存，罗马人形成了英勇好战的尚武传统，战争是罗马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之一。前168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胜利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罗马人在彼得那战役掳获了大量的财富，罗马市民因此被免除了贡赋。

  普鲁塔克（Plutarch）说，贡赋的免除“给罗马人民带来莫大的利益”，但本书作者詹姆斯·谭（James Tan）却认为，事情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在本书的第4、第5章，作者详细分析了免除贡赋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伤害。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公民大会可以否决元老院再造一支舰队的提议，但在前167年之后，由公民大会决定对敌宣战或与敌媾合的记录就很少见了。例如，前74年，在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之前，没有证据表明公民大会曾就是否开战投过票。

  当战争的发动不再需要罗马公民提供的贡赋时，公民对战争决策的影响力就大打折扣；当军队的兵源也不再依赖于那些有产业的公民时，罗马人民对战争的决策就彻底失去了影响力。从缔结条约的明文记载来看，在共和国晚期，元老院似乎已经垄断了对战争和合约的批准权。人民看似获得了“不税之益”，实则收获的却是“不税之痛”。因为毋需纳税，所以也就无权干政，只能眼睁睁看着共和国的权力被一小部分野心家玩弄于股掌，直至崩溃。

  如果用今天的流行话语来概括这种态势，那就是，对外征服让罗马的统治贵族们拥有了“财富自由”；“自由”为他们原本虚幻的政治野心插上了坚实的现实翅膀，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掠夺财富，操纵暴民，颠覆政权。从财政学的视角看，正是海外征服带来的巨大财富冲毁了共和国的政制之基，使共和国死于“不能承受之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