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认为让一个年轻的作家去写思想性的专栏是个好主意，无论这个主意是不是为当代中国奉献了一个有血肉的、有烟火气的思想者。在启蒙被彻底解构的年代里，由狂欢者充当的思想者让人无法不联想到罗丹的那座姿势活像蹲马桶的著名雕塑。王小波那几年的确是多产的，但是，对于王小波本人来说，从沉默中走出之后，这种放肆的喧哗难道不是另一种设计和安排？他是不是考虑过这种专栏写作对他作为作家的灵性、恣肆的伤害？他在努力传播科学的人文思维方法，传播独特的“思想”的同时，他自身的有趣也越发僵硬起来，他在传道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呆板、接近无趣。因为，以他体验性的文化资源，去开拓思想的疆土，无疑也是一种折磨。尽管王小波多数时候把这种折磨看成了享受，但他的鲜活是被扼杀了的。这种专栏的扼杀与其后发生的网络谋杀相继施于王小波，再加上所谓的浪漫骑士的桂冠，王小波从一个作家、一个早夭的作家升华为文化烈士，成为与僵硬的精神格局战斗而死的殉道者。这样的升华对于作家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尊重，顶多算得上一种文化挪用，是很不庄重的青睐，是后来者为了某种自我目的而对死者的改写。
    让我最为忍俊不禁的是，杂志还约了两个有点名气的文学青年讲述自己作为自由分子的成长史。这样做的匠心在于，如果他们的成长得益于王小波的“第一推动力”，则无疑更加旁证出王小波的大师地位。如果我真的像编辑那样天真地以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骚动不是由于天性，不是出于时代的躁动，而是源于王小波的影响，那我就真的为自己的智力感到悲哀了。两个文学青年中，李红旗是诗人，据我见过的下半身诗人沈浩波说，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诗人”。他主要的经历就是不断的出走，混在北京，最后一不留神就发表了许多作品，并且获得了连篇累牍的赞美。他跟王小波有什么关联呢？也许就是那一不留神。根据李红旗本人的自述，他并不认为王小波对他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他很聪明地认为王小波“把嘴张得太大了”。对王小波那些年的启蒙情结，并不是没有人感到狐疑的。另一个文学青年连岳把自己跟王小波比较亲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为他们都是专栏作家，都不用从体制中获得衣食保障和其它好处，而且，比王小波幸福的是，他感到自己的生活状态几乎就是自由的。然而，当专栏作家真的就与自由更亲近了吗？真的就有了自由知识分子(让我们还是恢复这个词汇的完整性)的身份吗？这一点值得怀疑。在我看来，目前混迹于“有趣”的杂志的专栏作家远远比不上记者更有自由底色。当记者和编辑，至少能够接近真实的生活，尤其是底层生活，能够了解到粗糙芜杂生活中自由的稀缺与不易，在制度允许的情形下，还可能为正义的进程发出一些声音，这一点，在广西南丹煤窑透水事件中就得到了证明。如果不是记者的突围努力，金钱与权力苟合而做下的铁幕差点就永远合上了。反观现在的专栏作家们，他们的精神价值比最没有才华和独创性的诗人尤有不如，除了在一些间接材料中寻找小哲理、小情趣，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抖点小机灵之外，就是用狗哥搜索引擎整点大众没见过的材料给大众看。他们的专栏写作如果还能算得上是写作的话，其用途也不过填满报纸和杂志的空隙，为自己赚得可观的稿费以赢得所谓的“不为任何东西所要挟”的自由生活，顺便把部分大众培养成有一点小资趣味，或者自认为有小资趣味的人。对于当代的文化实践和真理实践来说，专栏作家的作用充其量与细菌相似，把落叶变成肥料，把牛奶变成酸奶。他们只是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却没有发出真正的专栏作家的独立声音。这又怎么能够与王小波相比，并且以暗示某种影响的焦虑的方式来和自由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套近乎？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专辑中所表达的自由(至少是通过这些讲述者表达的自由)是可疑的，比王小波在他的杂文和小说里营造的自由乌托邦更可疑。对于这些“走狗”、文学青年、专栏作家和媒体工作者来说，自由似乎是殉难的目标，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女孩子剃个光头就意味着自由，从体制化的职业中逃离出来、混迹在艺术人群里就是自由，摆脱母爱的束缚也是自由，不端铁饭碗、有上顿没下顿也是自由……在轻微的背叛和反叛中，在物质的自足里，自由似乎是一种唾手可得的东西，是自我标榜的商标，与嬉皮士头上的旁克发型有点类似。这种把自由旁克化的倾向，显示出这个时代对自由的集体误解。很可能，这个误解就是王小波留下的财富之一。王小波以自己并不工整的表述、色情的张扬姿态、非主流的生活方式暗示“走狗”们，自由似乎不是人类通向自我完整的漫长道路，甚至是不可能抵达任何可能目标的道路，相反，倒是一种姿态，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我标榜，这当然不是王小波的本意。以王小波的知识积累，他是能够意识到自由的悖论的。自由对寻求自由者的束缚，无限度的自由所导致的极度不自由，以及自由在完整意义上的不可能实现，都让人类对自由的想象掉进一个无限熵增的死循环。王小波自嘲和嘲弄的精神倾向本来是可以消解这个危险的循环的，但是，在他的那些丧失了自嘲能力的后继者那里，自由就变成了一个事儿妈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