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种王小波式的散漫，《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个纪念王小波的专辑，也就引发了我对王小波现象的散漫联想。本来，对热点话题说东道西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行径，不过，考虑到关于王小波的误会如此之多，好象不说点什么，反倒更不值得骄傲。除了奴性之外，还有懒惰会让人沦为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克服懒惰，应该也算是纪念王小波的一个好办法吧。
    《三联生活周刊》是一本向来张扬自己的人文色彩的刊物，这种刊物在目前的话语圈里还是不多见的。有人说，有关方面专门给这本杂志“开了个口子”，让一些人可以通过它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果这个“口子”的确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纪念王小波的专辑是很可耻的，因为，不仅没有出现什么让人惊喜的不同声音，甚至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声音。它似乎想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推理：王小波的杂文主要是由《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而这位死者的杂文最能体现他的思想性，所以，如果说王小波对时代有什么巨大影响的话，《三联生活周刊》无疑有着很大的功劳。这个专辑的另一个主题是，王小波的主要思想贡献在于有趣和自由，他的书和文章甚至缔造了一代自由分子。我在看到自由分子这个词组的时候是吓了一跳的，不明白为什么编辑们挖掉了中间的“知识”两个字，这种阉割究竟是出于科学的考虑呢，还是因为那个“口子”并不存在？说实话，我很困惑。
    借一个著名的死者提升自己的文化地位，这种做法无须厚非，只要杂志与死者之间的确存在某种瓜葛。从朱伟先生的回忆里，我们看到了王小波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密切关系，所以，我很赞赏杂志的做法，这既是聪明的，对读者也是有益处的。问题在于，这么好多一件事，为什么会做得如此让人不信服呢？我想了想，决定把原因归结为做专辑的人并不真的理解王小波的文化遗产。
    王小波是个自由知识分子吗？应该是。他从西洋留学回国，按照现而今的说法是一只“海龟”，在集体的潜意识里，这就意味着他拥有更“先进”的思想资源；他本来担任教职，却辞了职专事写作，这种不依靠体制谋生的生活态度也很自由(如果不考虑图书和杂志编辑也是体制和权力的代表的话)；他写过一篇文章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人们一向把这只猪看作王小波的自况，是他追求自由的心灵的“外化”。从种种迹象看，王小波比当代绝大多数圈子里的文人更有知识分子的底色，更值得钦佩。然而，误解也恰恰发生在这个地方。专辑的卷首语就用一种王小波的姿势(他喜欢读罗素，也喜欢引用罗素的箴言)引用了爱默生和伯里的话，表明王小波的意义在于他突破了一些成规陋习，并且从事了“自由的建设”。这种引用西方话语晓谕国人的姿态，是流行于八十年代的典型的启蒙姿态，是一种类似浇灌的动作：引用者在高处，而被启蒙者在下方，形成了不平衡的精神结构。王小波这样做，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特别想强调自己的海龟身份，并且凸现自己的思想特色，以及他对“国学”的不齿，但是，启蒙的姿势与他本人的一贯追求恰好是相悖的。他在《沉默的大多数》里说，他无意于去启蒙和提高谁，他写作的目的基本上是提升自己。他完全有能力意识到，当八十年代成为往事时，启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词汇，因此，把王小波归结到启蒙者的行列里，对他本人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更绝妙的是，《三联生活周刊》煞有介事地推出了著名网站西祠胡同里的一个论坛——“王小波门下走狗联盟”。这个联盟的“盟主”，一个学新闻的大学生对记者说，“这是对前辈的尊敬”。如果王小波在另一个时空看到他作为一个亡灵，已经被当作自由乌托邦里的“哲人王”而供奉起来，在他的脚下出现了这么一群虔诚的“走狗”，他会不会比哭还难看地笑起来呢？无论在小说还是在他的杂文里，王小波张扬得最彻底的，是一个人作为个人的自由与完整，是灵魂的独立与桀骜。他渴望的世界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世界，是猪能够按照猪的方式生活的世界，是所有人最大限度地不被设计和统一安排的乌托邦。他说，“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他绝对不会想到，那些所谓受到他的影响，被他的第一张多米诺推倒的年轻人，正麋集在他黑色幽默的旗帜下，成为一群对他本人驯顺的、丝毫不骄傲的、缺乏独立精神人格的“家畜”。如果杂志的编辑们能够稍稍揣摩到王小波这种死后的痛楚，他们无论如何应该以一种玩笑的口吻来讲述这群“走狗”的故事，从而消解掉网络上的精神崇拜游戏，剥离出它的真实意义。可惜，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他们很不王小波地煞有介事起来，以致于自己的认真本身也便成了一个玩笑，成了对王小波的精神亵渎。
    网络的复制功能和衍射作用对文化有着很难准确估计的负面影响。正像《大话西游》借助网络传播成为神话一样，王小波也面临沦为神话的危险，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这个专辑里，在某些人缅怀的口吻中，我清晰地感觉到了这种危险。王小波正在被“王小波化”，并且变得异己起来。看网上那些由“走狗”们撰写的纪念文字，有时你很难想到他们讲述的就是狂欢者王小波，他的面目有些罗素，有些特立独行，有些庄严和滞重，但就是不像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