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茂陵出土的画像砖上有一条形象生动的龙【图2】，还保留着许多小型青铜龙的S形轮廓。这种传统姿态有其优势，龙似乎在扭头张望，目光锐利。在墓葬里的四神图案中，龙和虎都面朝前方，好像在天空中飞驰。描绘汉代动物的灵动线条延续了几个世纪，又在元晖（卒于520）墓志上重现。龙虎轮廓的相似性在这里就显而易见了，二者都有猫科动物的体型和长足。为了对称，四个部分的动物都成对出现，也都被云纹环绕。在汉代以来的铜镜上也能见到类似的形象。


【图2】汉武帝茂陵龙纹画像砖拓片
长75.6厘米，前1世纪
大英博物馆收藏

  到了唐代，西方的白虎和北方的玄武这两种动物的主要地位逐渐被青龙与朱雀替代。这一转变并不是说明四方神兽的形象不再有意义，而是由于青龙和朱雀被赋予了更特殊的象征意义。二者皆为祥瑞：龙代表“阳”的力量和创造力，掌管天宫和雨水；朱雀象征最为吉祥的方位，即南方—各种建筑都依南北向修建，坐北朝南。这类祥瑞动物被理所当然地用来装饰建筑、家具以及帝王和官员的袍服。在特定时期，龙逐渐开始象征帝王。这一象征的历史尚需研究，但至少应从汉代起，已有文献将二者相提并论。然而，这一象征并不具有排他性，龙的形象可以用在与帝王毫不相干的建筑、服装和器物中。无独有偶，朱雀，或后来的凤凰渐渐开始代表皇后。同样，饰有华丽鸟纹的建筑或纺织品、瓷器也不一定专属于或代表皇后。

  尽管如此，帝王宫室，特别是陵墓装饰中，一定会有龙。以下图例出自两座最为著名的陵墓。第一例是从西安附近唐高宗及武则天所葬乾陵出土的一件石刻【图3】。茂陵中发现的早期呈S形姿态的龙【图2】在这里又再次出现，但乾陵石刻构图极为巧妙，所以传统图式的局限并不明显。龙的头部放大了不少，长着长角和凶猛的尖舌。四足中有两足离地，弱化了上文提及的猫科动物的特征，让人觉得它能在空中蜷曲身体并扭转回头，天空则由小朵祥云暗示出来。龙身上的火焰或泡沫状边缘出现在汉代以后，成为神话动物的常用表现形式并沿用至今。这种带有尖角的火焰边比双翼更加流行，而后者大概是从近东传入中国的。当这些火焰和泡沫状边缘与伊斯兰细密画和抄本插图中描绘的动物结合起来时，它们就成为了中国元素影响的证据。


【图3】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中一块石板上所刻的龙纹
7世纪－8世纪

  在方形或圆形（非长方形）边框中，龙经常两两相对，腾云而起。将龙布局在圆形中，使其互相追逐的图式，显然更为适合，比如辽庆陵中的龙纹图案【图4】。这一环形布局与两两相对的形式不同，它的适应性很强，顺序无所谓正确或错误，因此适用于复杂的建筑装饰中的许多位置。而且，这类装饰的形状可方可圆，也可呈菱形。在这种新的布局中，艺术家巧妙地运用龙脊背的线条来传达龙在空中的灵动姿态，辽庆陵中龙的形象比唐墓中的要温和一些。


【图4】双龙图案，出自辽庆陵
11世纪

  随着中国引入饰有錾花动物纹饰的西方银杯和银碗，包括龙在内的动物主题从建筑转移到了器物上，先是银器，而后是其他材质。当然，龙并未出现在外来的银器上。当中国工匠制作外来银器的本土版本时，他们加上了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动物。他们用来描绘龙的图式不一定直接取自建筑上的图案，铜镜倒可能提供了易于调整、便于使用的范例。祥瑞动物自汉代起就出现在铜镜上，甚至还可能更早。唐代铜镜纹饰中则几乎都是龙、鸟或凤的形象。如【图5】所示，铜镜瓣状边框中有一龙一鸟，这种轮廓与同时期的银盘一致。为适应这个圆形区域，汉代与六朝时身体细长的龙被进一步扭曲了，脚也腾入空中。江苏省丹徒县丁卯桥出土的8世纪晚期银盘上的一条飞龙也如出一辙。


【图5】两枚唐代铜镜，分别饰有龙凤图案
直径15.8和16厘米，8世纪
大英博物馆收藏

  唐宋时期制作的龙纹盘或其他器物存世极少，银器和漆器也都很少见。鉴于有凤纹器物保存下来，我们可以推断，包括龙在内的其他动物母题也用于银器和漆器装饰。后来的瓷器也提供了证据。宋代定窑瓷器刻划精细，似乎直接以银器为原型，因为这种细白瓷的器形和纹饰在唐、五代时期的银器上就出现了。【图6】是一件定窑瓷盘上的图案，盘中央飞腾起一条姿态优雅的龙，可能是为了与另一只用料更昂贵的碗盘中的纹饰相称。


【图6】定窑瓷盘上的龙纹，
直径30厘米，北宋11世纪－12世纪
Carl Kempe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