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来说，接受更多学校教育可以带来很高的经济回报，以及教育是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这两点可能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甚至可能是他们所不知晓的）。这些青少年身边的成年人当中，没有多少是曾经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过成功的榜样，而且他们的同龄人也经常对学业有成的优秀学生抱有莫名的敌意。为学校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直接经济激励的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打破那些想接受教育并愿意在学校里通过努力取得优异成绩的孩子，所面临的障碍。

  但是，即便是这类针对学龄儿童的政策，对于来自那些问题家庭且早期学习环境不佳的孩子来说，可能也已经为时过晚了。美国民众受教育程度增长缓慢的一个潜在原因是，自1970年以来，生活在贫困家庭和单亲家庭的美国儿童的比例，大幅上升。如果不及早对这些儿童采取干预措施，学校将很难克服他们入学时其实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问题。

  育儿计划，以及儿童早期健康和教育干预措施，很可能是与个人日后的人力资本投资互补的。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赢在起跑线计划”（Head　Start，或译“启蒙计划”），这是联邦政府最大的学前教育计划。现有的大量研究表明，针对低收入家庭的高素质儿童的早期教育项目的投资，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然而，即便我们能够帮助青少年为上大学做好一切准备，也仍然存在着第二个障碍。有些青少年虽然做好了上大学的准备，但是家里太穷，无法负担大学教育的相关费用，而且也可能难以获得足够的助学金或教育贷款。如果让上大学变得更加容易，那么就可以提高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期望，并鼓励他们通过学习更难的课程来更好地为上大学做好准备。自1980年以来，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学费一直在迅速地上升，其速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典型美国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见第7章图7.10）。与此同时，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能够获得的助学金却增长得不够快。

  接受大学教育的成本，对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数的青少年的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自1980年以来，由于大学教育回报率居高不下，大学入学率大幅上升，但是即便是在学业成绩和考试分数相似的学生当中，因父母收入、种族和族裔等因素所导致的大学入学率差异，也相当可观。高等教育的高成本、信贷市场的限制，以及学生对债务的厌恶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不仅使得许多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在高等教育中掉了队，甚至还导致不少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落了伍。

  人口统计特征，也影响着大学入学机会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婴儿潮中出生的各同龄群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巨大的人口基数对政府提供的高等教育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适龄大学生人数的激增，降低了每个学生可以获得的公共资金补助，同时还产生了让公立大学和学院提高学费的压力。摊到每个学生头上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减少，与进入大学、完成大学学业的学生人数的增加此处原文为“下降”，似有误。——编者注密切相关。在许多州，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同龄群的规模有所减少，但是由于面临着同医疗保健、刑事司法等公共支出需求日益激烈的竞争，每个学生所能获得的高等教育仍然相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