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 美国怎样才能赢得未来

  在20世纪之初，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青少年是高中毕业生。当时大学毕业生往往是社会上的精英群体，在经济领域则是非竞争性群体。中学教育的回报非常大，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在19世纪末，教育的变革效应对所有父母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有条件，他们就会把子女送进学校读书。到了20世纪初，随着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的不断提高，中学教育带来的有利效果促使草根阶层自发地努力建立起了大众化、免费的公立高中。到了20世纪中叶，高中毕业文凭已经成为了一个通常的标准，唯一重要的例外是非洲裔美国青少年，他们往往没有机会入读高中。

  随着受过教育的工人数量的增加，多接受一年教育的工资溢价开始下降。多接受一年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触及了历史最低水平。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教育工资溢价又开始回升。

  现如今，高中教育的经济回报仍然相当可观，大学教育和更高层次教育的经济回报，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在20世纪、21世纪之交，美国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像100年前那样，在强大的经济激励作用下迅速提高。

  高中辍学者的经济前景不可能很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美国青少年，在获得高中毕业文凭之前就早早辍学了？既然努力获得大学学位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为什么美国青少年的大学毕业率，未能更加迅速地上升？目前的美国，高中毕业的教育水平仍然没有完全普及，大学毕业率也仍然低于20世纪中期的高中毕业率。

  似乎有两个因素阻碍了许多美国青年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弟一个因素是，高中辍学的那些青少年没有做好上大学的准备，此外还有许多人虽然获得了高中毕业文凭，但是在学业能力上还达不到上大学的水平。第二个因素是，有些青少年虽然已经为上大学做好了准备，但是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来源。

  有一些人认为，那么多的青少年之所以无法做好上大学的准备，根本原因在于从幼儿园至12年级教育资源不足。根据这种观点，美国许多州的教育资源的增长，并不能满足许多学生学习能力不足的需要，也无法应对学校女教师的其他潜在就业机会所带来的挑战。研究表明，小班化教学、更高的教师工资和更多暑期学习机会，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在田纳西州进行的一个大规模的随机分配实验——“生师成就比率”（Student 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STAR）项目——的结果，有力地表明：在低年级阶段，小班化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对来自贫困家庭和少数族裔的孩子来说，作用尤其大。

  但是，那些对学校资源不足假说持批评态度的人，却反驳说，近几十年来，增加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支出和缩减平均班级规模的尝试，既没有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没有提高整体教育水平。他们的观点是，从幼儿园至12年级的教育，正面临着一个“生产率”危机，而这个危机则与多个因素有关。近年来，州财政提供的教育经费，相对于地方财政不断增加，再加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学校经费均等化计划的影响，可问责性与教育资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化了。此外，可以选拔和留住最有才华的教师的激励措施，往往付之阙如，同时在许多大型学区，教育管理机构日益官僚化，严重缺乏灵活性，这种僵化有时还是由教师工会所带来的。解决这种生产率危机的方法是，通过组织考试和推行毕业标准来加强可问责性，设计出能够有效筛选出并留下优秀教师的方法，以及增加家长的选择权。

  在许多学生看来，美国从幼儿园至12年级（K12）的教育体系算不上至善至美；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美国的学校是在让特定类别的学生的希望落空。被教育体系抛在后面的，主要是在位于老城区的学校上学的少数族裔孩子，他们后来都变成了没有做好上大学准备的青少年。美国教育体系原有的一个优点——对中小学区的依赖——可能是导致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在以往，美国的教育体系能够通过居民对自己居住地的选择，促进各教育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但是，这个系统可能并不适用于居住在老城区的贫困居民，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迁居到新的学区中去。如果能在不需要居民流动的情况下，扩大低收入家庭的教育选择权（如增加可供选择的公立学校，建立特许学校，发放教育消费券，等等），就可以极大地改善他们的处境，尽管关于这些政策有效性的现有证据，指向的结论并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