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平心迁出法藏寺，重新公开活跃在思想战线的舞台上。其时，蒋介石集团为维护其独裁统治，正阴谋发动反共内战。在这战争与和平的十字路口，围绕着抗战以后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进步和反动、黑暗与光明两种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为了促进民主建国和反对独裁、内战，1945年12月，他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一时期，平心不仅积极为《周报》、《文汇报》、《民主》等进步报刊撰文，接连发表了《战后的萧条与安定民主》、《以团结克服分裂》、《尊重民意与发扬民力》、《论党争与统一》等文，并将之汇辑成《从胜利到民主》一书出版；还通过学联、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联谊会等群众团体四出宣讲，或赴苏州、南京等地高校进行演说和举行学生座谈，为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喊。1946年6、 7月，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并加强了对各界民主人士的迫害。对此，平心挥笔作剑，写下了《由美军在华暴行论及中国学生运动》、《血光照彻自由华》、《论二九惨案》等时论，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认定人民“唯有不趋附的持久抗争，不退缩的坚决行动，才能战取民主，获致和平。对于罪恶势力的任何幻想、任何妥协，都是有害于历史行进的”。面对国共之间围绕光明与黑暗展开的大决战，平心断然反对所谓“第三方面”的中间路线，认为面对那些一再撕毁停战协定的好战分子，“‘第三方面’是不应企图用幻想的和平，来打消现实的战争的”，只有通过广大民众的力量，反对独裁，推动真正的和平民主与进步，才是正道。而勇敢表达这一民心所向是自己的责任，哪怕这样做要冒被当局指为“赤化”和“做共产党尾巴”的危险。这些明快而犀利的文字，就像黎明前黑暗中闪烁的星火，为正在同黑暗进行抗争的人们增添了勇气和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其历史价值是永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平心先后担任《文汇报》特约主笔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史学会副会长。和平建设的环境，并未使他安于闲适，而是始终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赤子之心，关注和思考着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问题。

  1956年，随着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八大”及时提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集中力量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方针。平心对此深感鼓舞，当年，就为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同学作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学术报告。然而在此后的实际操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受到了“左”的思潮的干扰。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主观上虽想推进生产发展，但由于不顾我国社会生产力现状的实际，浮夸冒进，反而对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心有所感，于1959年接连发表了《论生产力性质》、《再论生产力性质》、《三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等文，针对当时理论界和某些实际工作部门只讲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问题的倾向，再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要素的原理，试图对上述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颇有所纠正。可在当时，情况并不如此简单。某些带有“左”的思维定势的人竟据此指责平心“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甚至说他“断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差别”，是“脱离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因素论”。面对沉重的压力，平心没有退缩。他表示：“为了拥护党的百家争鸣政策，辨明学术是非，每一个舍不得同‘字面’分离的真理追求者还是要写，而且要多多地写。”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先后写下了包括“十论生产力”在内的十五篇论战文章，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这场争论虽不能压服平心，但却为其在“文革”初期被打成“修正主义生产力论”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