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译好时，戴季陶、沈玄庐等人创办的《星期评论》因各种原因已经停刊，因此，在《星期评论》上连载的计划落空。1920年8月，陈望道的译本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正式出版，由当时秘密成立的又新印刷所承印，初版1000册。由于排版疏忽，初版封面上的书名“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9月，再版时改正了书名，封面马克思的肖像从原来的红色改为蓝色。陈译《宣言》出版后供不应求，据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到1926年，先后再版17次，累计达10万册以上。

三、陈译《共产党宣言》划时代的意义
  陈译《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陈译本是《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此前无论是朱执信、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刘师培、何震等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李大钊、陈启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宣言》的介绍都是零星的、片段的，是服务于其文章需要的。这些挂一漏十的介绍或包含错误，或诘屈聱牙，如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把马克思错成了英国人，朱执信用“株主”表达“股东”之义，对《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翻译竟是“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显然，依靠这些一鳞半爪的介绍不可能对《宣言》登堂窥奥，更不可能满足中国工人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对先进理论的要求。

  陈望道的中译本在汲取前人翻译成果的基础上，用新文化运动中流行的白话语体文译述。译文大量采用了“底”和“的”字作为助词，“之乎者也”之类文言虚词几乎全部消失。对于一些名词如“自由民、贵族、骑士”等，在名词后面用括号附上英文，这样既有利于传播，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中西文化差别造成的歧义。陈译本还使用了诸如“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这类文学性语言，更使译文显得漂亮、飘逸。陈望道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和语言学造诣，因此，陈译本出版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人再去试译，直到1930年，华岗才翻译了《宣言》的第二个中译本。1949年以前，除陈望道的译本外，国内先后出版过四个译本——1930年3月华岗译本，1938年8月成仿吾、徐冰译本（简称成、徐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1943年博古译本。这些译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过陈望道的译文。

  陈译本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可以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但谁都不能否认，汉语是中国大多数人的母语。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除少数精英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懂外语，无论是日语、英语还是德语、法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就是让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导师说中国话。换言之，翻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陈译本以漂亮、优雅的白话文为工具，深入浅出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这部匠心独运的不朽之作，大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无数爱国志士在陈译本的引导下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1920年，周恩来赴法留学前，就在国内读了陈望道版《宣言》中文译本。后来他远赴法国，继续深入学习，并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刘少奇则曾经在外国语学社聆听过陈望道讲授《宣言》课程，并切实影响了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朱德高度评价陈译《宣言》，称其为自己“入党的引路读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就曾经说过，陈望道翻译的《宣言》是使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本书之一。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陈译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重大的作用。1920年五、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在上海酝酿成立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并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把这个文献和陈译《宣言》相对比，不难看出，该文献是在学习和研究了陈译《宣言》之后的产物。陈译《宣言》在1920年八、九月间连印2次，数量达2000册，并很快行销一空，对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中共第一批党员大多有过阅读陈译《宣言》经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成立被誉为“开天辟地大事变”，在中共成立之前出版的陈译《共产党宣言》无疑就是一把开天辟地的利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