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5日至8日，《晨报》分四期连载了渊泉（陈溥贤）翻译的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文中大量摘引《宣言》的内容，有些语言表述已经接近后来陈望道译本的文字。

  1919年8月，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论文《社会问题》。文中摘译了《宣言》第二章中十条纲领。

  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该号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收录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顾照熊《马克思学说》、凌霜（黄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陈溥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刘秉麟《马克思传略》。不少人的文章中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并引述了其中部分文字。

  1919年11月，《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发表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标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从1899年到1919年，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合著的划时代的伟大文献《共产党宣言》做了不少介绍，这些零星、古奥，有时甚至夹杂着错误的介绍，激起了不少中国人的好奇与期盼。1920年，陈望道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用白话文完成了《宣言》的全本翻译。

二、陈望道苦译《共产党宣言》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夺取了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第一个胜利。半年以后，时年29岁的东方青年李大钊就大胆地断言：“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游行，6月5日，上海工人为抗议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举行罢工，接着全国多地掀起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运动”。工人阶级强有力的支持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上海“六五工人罢工”以后，戴季陶、沈玄庐等人意识到中国“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为此他们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研究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为主旨的《星期评论》。该刊在五四时期影响很大，发行量达3万多份，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一起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

  “五四”时期的戴季陶是一个激进青年（戴季陶生于1891年，1919年只有28岁），对马克思非常崇仰，称颂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他先后在《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很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据统计，仅在《星期评论》上，戴季陶就在15篇文章中一共提及马克思127次、恩格斯24次、马克思主义22次，是《星期评论》上述说、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章篇数最多的人。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获得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宣言》。他熟稔日文，很想自己把这本《宣言》译成中文，然后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因为翻译这部巨著难度极大，加上事务繁多，最终他不得不放弃自译的打算。正当戴季陶为翻译《宣言》发愁时，时任《民国日报》经理邵力子向戴季陶推荐了陈望道，并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1915—1919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获中央大学法学士学位。在日期间，陈望道为日本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吸引，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19年，陈望道回国后，就职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提倡妇女解放，和刘大白、李次九、夏硏尊一起被师生们尊称为“四大金刚”。

  《宣言》内容博大精深，表述文采飞扬，要翻译这部经典著作非一桩易事。连《宣言》的著作者之一恩格斯本人都承认“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宣言》的翻译一直使我害怕，——它使我想起我在一切文献中最不好翻译的这部文献上所白白耗去的艰苦时刻”。1919年底，28岁的陈望道着手翻译《宣言》。他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宣言》为底本，同时参考英文版，字斟句酌，力求达到信、达、雅的翻译水准。为了专心致志，不受外界的干扰，陈望道把工作地点选在家里那间僻静的柴房里。翻译工作异常的艰辛，有时一天也译不了几十个字，有时想表达点什么，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字词。一天接着一天，一晚接着一晚，稿子上的字多起来，陈望道人却日渐消瘦下去。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太过忘我工作，以至在吃粽子时误蘸墨汁。这个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被誉为“信仰的味道”。1920年6月，经过近半年的努力，陈望道终于用中文译出了《共产党宣言》这部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