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原罪”。

  当疾病袭来时，不但要承受来自病痛的创伤，同时还要接受人性的歧视，被许多人遣忘，或者被朋友疏远……

  癌症患者因此而面临的生活，往往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虽然许多时候，我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在乎我。

  我的一个朋友知道了我试图记录这段生活的想法。警告我：一旦这本书出版，你将要在公众或者读者中，被赋予一种符号：癌症病人。不论你是否治愈。而且你将会迎接同情、或者虚饰的赞美。也许是一种“隔离”，一种“精神隔离”。

  我就在这种犹疑中反复。写写停停，写了数万字，就搁置了。


  促使我下决心继续写完这本书的是两件事。

  2019年，我在经过2年的KEYNOTE（国内叫做帕博利珠单抗，病友通称K药）的免疫治疗后，身上的肿块绝大部分被消杀。但在治疗结束4个月后，我的CT结果显示，右肺已增至1.7厘米。这意味着我有新的“寡转移”。在做完SBRT放疗后，我回到北京进行“K药”的3剂增强治疗。很幸运，我在这所民营医院里遇到的都是很负责任的协和医院的医生。（他们当时似乎可以多点执业）。因为PD1在国内上市的时间不长，我是他们遇到的唯一的一位打过两年“K药”的肿瘤病人。他们需要我提供在MD安德森的病历，研究后，才决定在我签字责任自负的情况下，给我打了三剂“K药”。但他们提了一个要求，要我把那份至少20多页的MD安德森治疗的英文病历，复制一份给他们。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治疗肾上腺皮质癌的标本。经历了手术、米托坦，化疗、免疫治疗、放疗等各种治疗。他们对我的治疗很感兴趣。听我认真谈了一下自己在MD安德森治疗的经过，他们说，这个病历对于治疗国内的病人有借鉴作用。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治疗，也许对别人有参考价值。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自己是一个广西的病人，才十八岁。他也身患肾上腺皮质癌，但已肝转、肺转，失去了手术指征。在国内跑过上海、北京等几乎所有可能治疗这种疾病的医院，但却无可奈何。他的医生把我的电话给了他，他想咨询一下能否去美国治疗。我看了他的病历，肝上的转移肿块已有5厘米左右，肺部在3厘米以上。已影响到了呼吸。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只有经验。我提出两条：一是如果想去美国治疗，我可以帮他预约医生，同时把赴美治疗的方法，需要的治疗费用，写了一个详细的清单。给了他。二是我建议如果去不了美国，能否请医生会诊，局部放疗或者手术？先把肿瘤负荷减下来。

  但不幸的是，仅2周后，他就失联了，打过去电话，家里人说他已去世。

  这是对我最大的打击。眼看着一个病人去世，但却无能为力。

  如果早一天找到可以治疗这种疾病的专科医生，早点找到一个对的方法，也许，他现在还活着。也许，他已有了女朋友，有了美好的生活。

  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是疯狂的求生者，活着对他们来说，是某种特别的使命，也是一种下意识的进攻。活着，活着，他们都是对于生命真实的追求者。

  但癌症病人一旦确诊，其实就陷入泥沼。因为没有现成的指南，也没有现成的医生，告诉你应当如何办，如何治疗，如何去找到那个可能治好自己肿瘤的医院、医生与药物。

  我第一次后悔，没有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提供给他，也许，他会看到这本书，也许，他会找到自救的方法。

  生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学习或者自救的过程。有的人失败了，有的人则从别人的经验中，找到了方法。

  2年前，我有个朋友查出了脑部有一个动脉瘤。动脉瘤不是肿瘤，但却非常危险。美国总统拜登，就曾做过两次动脉瘤手术。动脉瘤最大的危险，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自爆。朋友去找了北京一家著名的神外名医，并且很快住进了医院，准备手术。他的弟弟也是神经外科医生，与那位神外名医交流过手术方案后，他弟弟说这家医院用的是从法国引进的第一代技术，现在国际上已大多不太采用。有效率仅90%左右，仍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目前美国与日本已普及第二代技术。他的弟弟要他选择日本或者美国医院去做手术。当时有好几个朋友劝他，这已是国内顶尖的神外医院了，他们用第一代技术也治疗了上千例患者。再说国内的外科医生做手术较多，这是个熟练工种，日本与美国医生的手术量少、手生。在手术这块，国内的医生肯定比美国与日本医生强。其间朋友曾与我沟通过，我把美国相关的手术资料发给他供他参考，同时也把我了解到的一些美国医院动脉瘤手术方面的资料提供给他，供他参考。这位朋友有医疗的基本知识，有他弟弟的专业把关，他最后决定选择去费城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医院做手术。给他做手术的是一位犹太裔医生，他看过朋友的核磁胶片后说，这个手术我可以做，我做过同类的手术有200多例。

  这位犹太裔医生做的手术只有国内同类医生的零头。他给了我这个朋友2个手术方案，手术前，连续交流了2次，每次均在半小时左右。我的朋友说，他看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手术，他的医生做了哪些准备。并且这种准备让他觉得心安。

  这个手术朋友花了16万美元，至今没有任何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