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继承先秦、两汉散文说理透辟和叙事生动的优良传统，并吸取六朝散文写景、抒情的技巧，加以融合发展，大大提高了散文说理、叙事、写景、抒情的能力，不少文章还能做到情景交融，事理兼胜或者融理、事、景、情于一炉。韩愈、柳宗元就十分注重古文的文学特色和美感效果，“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柳宗元《愚溪诗序》），以及“不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情炎于中”（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舒泄幽郁”（柳宗元《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都是强调散文的形象性、抒情性。到欧阳修、苏轼时更提出“文章如精金美玉”（苏轼《答谢民师书》），认为文章能“见娱”，“为数日喜”（苏轼《答刘沔书》），突出散文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他们散文的文学色彩和审美特征比前有了进一步的增强。

  “八大家”文与之前的文章相比较，更加严于章法，更加有意识地重视散文的组织结构，并往往能把文章的起承转合、疏密详略的法则——所谓“死法”，与灵活变化、时出新意——所谓“活法”结合起来，做到既严谨有序又灵动多变，既一气贯通又曲折跌宕，在结构上给人以和谐精巧的美感。

  他们文章的语言十分精练简约。从韩愈的“丰而不余一言”（《上襄阳于相公书》）、柳宗元的“廉之欲其节”（《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到欧阳修的“文简而意深”（《论尹师鲁墓志铭》）、王安石的“词简而精，义深而明”（《上邵学士书》），都主张为文的简练。其所作文比前人剪裁更精当，文字更简约，篇幅更短小，许多百余字或几百字的文章，含意隽永，内容深刻，且文采飞扬，笔墨淋漓，尺幅之中具有波涛万里之势，大大发展了古代散文“文约而事丰”的传统。

  “八大家”不满骈文统治文坛的状况，但并不反对骈文本身，有的人自己就擅长写作骈文。他们不仅文“起八代之衰”，而且“吸六朝之髓”（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吸取六朝以来骈文的长处为己所用，在以散体为主的古文中经常运用一些骈偶句子就是其突出表现之一。“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仪厥错综，至为微妙”（包世臣《艺舟双楫·文谱》）。如此骈散相间，奇偶相配，就具有一种凝重与流美和谐统一，整齐而又错落的句式美。

  他们提倡散文的独创性和多样化，主张“唯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苏轼《书吴道子画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苏轼《和子由论书》）。首先，他们各人自己的文章新意迭出，富于变化。韩愈“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刘大櫆《论文偶记》），“穷文之变”（张耒《明道杂志》），苏轼“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极天地之变化”（陈秀明《东坡文谈录》），就是其杰出代表。其次，他们的文章各有特色，自具一格。韩愈雄奇奔放，柳宗元沉郁峻洁，欧阳修委婉流丽，曾巩雍容平和，王安石刚劲峭拔，即使“三苏”也并非如上袁枚所说“如出一手”，而是同中有异，在共具的雄放风格中，苏洵显得简切老辣，苏轼显得清旷超逸，而苏辙则表现为疏荡纡折。“八大家”之文可谓人树一帜，各不相袭，达到了刘勰在谈多种风格时所说的那种境界：“笔区云谲，文苑波诡”，“各师成心，其异若面”（《文心雕龙·体性》）。

  当然，他们提出的“明道”说，对后来也产生过消极影响。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写有一些迂腐平庸之作。有些文章在写作上亦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或者严整有余，灵动不足；或者单纯追求简约，有损于叙写的丰满生动；或者过于矜奇求新，近乎虚夸。但是瑕不掩瑜，这些并不影响到他们总体上的卓越表现。

  我们说，“唐宋八大家”文体现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形成了我国散文史上继先秦、两汉文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是古代散文的典范，绝非溢美之辞。事实上，在“八大家”之后的许多重要散文作家，许多重要文学流派，如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唐宋八大家”的许多优秀篇章、名句警句，在我国脍炙人口，不少遗闻佚事、文坛佳话，在民间广泛流传，他们出色的散文写作技巧至今仍可供我们很好地学习借鉴。

  “唐宋八大家”中的许多人不仅是卓绝的散文家，而且是杰出的诗人、词人、政治家、哲学家、史学家、书画家、金石学家，是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史上的多面手。他们的文章除记事抒情，写景状物，反映个人遭际和社会现实外，内容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其内容之深刻，识见之卓异，观点之精辟，达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最前列；文章所闪现出的耀眼的思想火花和睿智光辉，也为当时所少见。“唐宋八大家”文是中华文化的珍贵宝藏，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品读，以便从中汲取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