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西汉与后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个朝代，更是中国儒家文化首次实现立法的新阶段。同时，西汉也是一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特别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灾异祥瑞、符命谶纬逐步与现实政治运动紧密相连。

  生于西汉后期的王莽，幼年丧父，并没有得到作为外戚家族成员的优待。他从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为人处世之道，一跃成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说，重返朝堂；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步步高升，最终建立了新朝。但他又在短短的十五年里，就从“天下归心”的“哲人王”成为了一个“天人共弃”的篡汉者。

  面目晦暗不清的王莽究竟是民选的圣主，还是篡汉的罪人，抑或是书生治国的闹剧？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人，都能从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对或拥有的一面。

以下内容为澎湃记者徐明徽专访《祥瑞》作者张向荣

  澎湃新闻：这本书（《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王莽的生平，而是从汉室、王莽、外戚、儒生等几个不同视角切入去展现这段历史，为何采用这种书写方式？比如在“经师”这一章中，你也花了不少笔墨书写儒家士大夫在西汉至新朝间的挣扎。

  张向荣：西汉刚建立时，儒家并未马上受尊，而到了西汉后期，儒家经学发展到了一个特殊阶段，甚至推动王莽实现权力转移。所以这本书虽然以王莽为主线，但其实主要讲的还是儒家经学在汉代的发展路径和对当时政治的影响，从各个面向切入，可以尽量还原不同思潮和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过程。

  澎湃新闻：书以“祥瑞”为名，书中也呈现了大量汉朝时期的祥瑞事件，你是如何理解这种祥瑞征兆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张向荣：现在很多人说王莽是个穿越者，如果真要说起穿越，我觉得恰恰是我们应该穿越回古代，进入古人的视角才能理解他们的动机。两汉时期去古未远，受限于科学的水平，他们无法理解如日食、月食之类的天象。在当时的民间信仰、社会观念下，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就认为天象与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我的书写也要回到这种氛围中。当然我在书写时也会点出一些很明显的人造祥瑞，我也有意识地去收集这些人造祥瑞出现的事件，这些伪造者利用祥瑞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行为。

  澎湃新闻：从秦亡到汉初，可以说是一个“后战国时代”，你在书的开篇也提到刘邦留下的是一个“建政”和“建国”均未完成的国度，那么西汉“建国”的完成有哪些关键节点？为什么书的开篇给了刘邦时代不小的篇幅？

  张向荣：周秦之变是一个千年大变局，影响后世深远。刘邦按照秦制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政权，即“汉承秦制”，但这不是被刘邦设计的制度，而是战国、秦、楚以来的惯性，（西汉）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新政权建立至少要解决“建政”和“建国”两个基本问题。“建政”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样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如何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调配资源等。“建国”简略来说就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哪种政教伦理。这些问题被逐步解决的过程，也是王莽得以崛起的背景。如果单纯写王莽的出生到个人奋斗，就会变成一个成功学内容。而我想让读者看到，儒家是如何演进，从而推动了王莽实现改朝换代。

  西汉的“建国”节点，首先是“儒宗”叔孙通将儒学引入汉朝宫廷，虽然很初步，但起码朝廷把儒学当成一个思想资源来用了；第二个节点是汉文帝在废除肉刑的诏书中第一次引用了儒家经典《诗经》里的句子，这个事在当时的影响可能并没有很大，但从后世来看是有很强象征性意义的，说明皇室已经意识到一个政权不能只靠严刑酷法，还要靠“德性”，而想要平衡“汉法-秦制”的酷烈，除了儒家信条别无他法；第三个节点是汉武帝时的一些改制，他愿意抬举儒家来掩饰自己的“内多欲”，最重要的就是封禅，后来改秦制的《颛顼历》为《太初历》。汉朝“建国”的完成，我认为是在汉宣帝石渠阁会议之后，确定了一个叫“霸王道杂之”的政教体系，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为表，同时广罗阴阳法术纵横之术为我所用，这是一种新的“汉道”，“汉道”意味着汉朝的“建国”大业终于摸清了方向。

  澎湃新闻：在汉元帝汉成帝之后，这种“汉道”的平衡被打破，历史的趋势就要出现一个新的政体进行矫正并取而代之，所以即使没有王莽，也有赵莽、李莽？

  张向荣：是这样的，我非常认同这点。我们可以再回到“祥瑞”这个概念，当时人们相信天人感应，不要说天地鬼神了，汉人对周商的王族后裔都是非常尊敬的，认为他们有神性，还会依据儒家的“通三统”，追封周商的一些后裔为公为侯。这种情况你在后世的唐、宋、明、清能想象吗？后世帝王尽管也会做一些追封的样子，但对前朝皇族基本都是赶尽杀绝，因为神性消失了，皇帝都是一家一姓轮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