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人的视角看，刘欣死后不到十年，西汉就被新朝取代，演绎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二次改朝换代。这说明，刘欣的精神危机的确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的暴亡使汉朝陷入了空前危机。

    但是，一般来说，王朝的覆灭往往与政治的败坏、经济的崩溃、文化的腐朽、版图的分裂、御外的失败相关联。而刘欣晏驾时的汉朝，基本没有上述问题，至少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诸如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末的藩镇与黄巢、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伺……西汉末年的时势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

    从大的方面看，自汉景帝治内“七国之乱”以来，已经约一百五十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内乱了，称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扰了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也已缓和，从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汉元帝派“昭君出塞”至今，汉朝与匈奴已经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说起匈奴和自家亲戚的感觉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稳定。

    生活在此时的西汉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虽然不宜夸张，但也绝没有要天下大乱的惨淡：战争的平息、社会的稳定带来经济增长，人口臻于极盛。据《汉书》记载，到汉哀帝的继任者汉平帝元始二年，汉朝的在籍人口达5959.5万人，垦田约827万顷，在两汉为阜盛。

    从刘氏的统治看，汉朝开国以来经历过多次皇权交接时的统治危机，多数看上去更严重。高皇帝死后吕后秉政、吕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勋旧功臣和刘姓诸侯发动政变，才得以扭转局势；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度压榨民力，晚年的“巫蛊之乱”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霍光废掉，改立汉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以往更严重的局面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为什么刘欣之死会导致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并且汉朝终没能挺过去？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一个笼统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机只是权力危机，而此时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所谓合法性，就是“天意”。权力危机不出长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宫；而合法性危机则遍于天下。

    刘欣的精神危机，其实就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

    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政权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需要设计一套文雅、仁义、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说政教伦理才能行稳致远。在当时，关于政教伦理的解释权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德性”。

    汉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着它能否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灭。地理对应着星图，星宿对应着君臣。上天不语，但会通过地震、水旱、蝗虫等“灾”和日食、陨石、谣言等“异”，抑或雉鸟、嘉木、彩云、甘露等“祥瑞”来表达意志。

    这些灾异和祥瑞，有对未来的预兆，有对过去的褒贬，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和数术的“科技”，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由此，汉朝的统治、儒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就集中体现在灾异和祥瑞上。

    其实，汉朝的合法性危机，早在汉昭帝时期已有征兆，朝野流传起刘姓皇室即将失去天命的可怕预言。那是距刘欣晏驾七十七年前的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霍光掌权时期。泰山、莱芜山的南边有块巨石自己竖了起来，石头旁边还有数千白色的乌鸦聚集。与此同时，皇家园林上林苑里有一棵枯断在地上许久的大柳树忽然复活，也立了起来，有虫子把树叶吃成文字，是五个字的谶语：

    公孙病已立。

    此时，汉廷有个担任符节令的中央官员名叫眭弘，是位儒家人物。他根据《春秋》推断：这些灾异意味着“王者易姓告代”“匹夫为天子”，也就是要改朝换代；鉴于“汉家尧后”，汉室是尧的后代，所以汉昭帝应该主动退位，禅让给舜的后代“公孙氏”。

    霍光见此，认为“妖言惑众，大逆不道”，将眭弘杀了。

    这件事情的后续，一方面，汉昭帝死，昌邑王被废，霍光改立汉宣帝。汉宣帝原名刘病已，又是汉武帝的曾孙，正好符合“公孙病已”的谶语。所以，眭弘的大胆进言被证明是真的，原以为预示汉朝灭亡的灾异，实际是汉宣帝登基的祥瑞。汉宣帝后来征眭弘的儿子入朝为郎，有报答之意。

    但另一方面，这次预言被证实，又强化了王朝改姓易代的必然性，使得汉室必定退位自此成为一股暗流，涌动在朝野之间。其实，眭弘当时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让霍光称帝，因为推演族谱，霍氏被认为能追溯到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