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论文合集，虽有明确的主旨和连贯的分析论述，但毕竟写作时间有近两个十年的跨度，涉及的头绪和议题也较多，因而仍有必要在第二版问世之际，做一个简略的说明。

    大致而言，书中所收的文章可归于两个系列。其一为“文化政治”系列，里面的文章多为2005年出版、2006年修订再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书的余墨或局部展开。其中部分是成书前发表在报刊上的单篇专论或访谈，比如谈尼采、韦伯、罗蒂和“可比性”问题的篇目，部分是关于“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的意犹未尽的探讨或对书评的回应。这些文章作为那本书的 “成因”与导引，或“后果”及余波，都可被视为与之相关的较为系统的概念分析，或论述的自然延伸。

    另一个系列则是围绕“中国道路”这一时代命题所展开的讨论。其中既有对萌兴于八十年的启蒙、文化自觉、主体性诸问题的继续思考，也有对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机遇，以及其中蕴含的问题和可能性的即时回应与反思，包括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传统与形式创新问题，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正当性、合法性与“主权/主权者”问题。这些文章不少是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的约稿，其缘起大多在于一些具体事件、现象、纪念日或争论性议题（如“五四”九十周年纪念、共和国六十周年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评论、对北京大学教师制度改革引发的争议的评论、对大学本科人文教育经典阅读问题的思考，“中国梦”话题最早出现时所做的座谈，对2015年初法国《查理周刊》恐怖主义袭击的观察与思考，不一而足）。

    这个“十年”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开启了中国经济新一轮迅猛增长，决定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文化风貌，而在重塑集体性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思想议题和理论挑战。它未必“终结”于数字意义上的十年之后，而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步入“新常态”后徐徐落幕。这条历史弧线的“高峰”或象征性顶点，或许是由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纪念以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这三个历史景观（historic spectacles）构成的。如今它们也自然成为回望上一个历史阶段时的记忆标志和情感附着点。

    这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比任何单纯的思想讨论或理论论述都更好地解释了 “文化政治”问题和“中国道路”问题的社会实质和论辩意义；就是说，它表明了书中所有文章的历史决定和时代决定：它们事实上都是透过“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这个哲学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和“辩证统一”，专注而持续地思考、回应、解释、叙述一个极为当代性、极为“在地”的问题，即当代中国集体经验和集体意识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述。贯穿全书的那种乐观进取的态度，那种不惮于构建“大叙事”、主动触碰甚至“招惹”大问题的自信，现在想来其实都得自这些文章诞生于其间的那两个十年，特别是后一个十年，得自这个时代本身的能量与动态趋势，以及种种经验或价值上的（靠得住的或靠不住的）假定和预设。

    这是“中国”这个生活世界疾速发展、膨胀、丰富化、多样化的二十年；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分工体系、拥抱这个世界也被这个世界所拥抱、改变这个世界也被这个世界所改变的二十年。与此同时，这也是“中国”这个巨大的实体、符号、制度和价值体系随着自身单纯的物质增长和空间增长而不断同其他意义—阐释体系的碰撞与磨合的二十年。这些文章虽然都是为某种具体思想议题的“当下”而做，并因此带有十足的辩论色彩和“文化政治”倾向性，但被辑录在一处时，仍然可见超越单个议题的总体思路，以及穿透一个历史阶段的“叙事性”意图。
 
    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的第三版（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同一系列）序中，我把本书视为同它的某种“对话”， 即从“特殊性”或“个别性”角度，从中国经验、中国问题出发，进一步释论“文化政治”的概念和“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这里不妨做一呼应，再次强调这样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