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以年月标示章节，分别在一八九五、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这四年中撷取切入点，似乎给人以按时间顺序记述的错觉，但实际上，可以按时间理解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那就是亨利实际生活和写作的那部分，除此之外，更多的笔墨投向了回忆与现实的交集。他的亲妹妹爱丽丝、表妹明妮和挚友康斯坦斯，分别以被回忆者的身份出现。这三位女子，以其独特的性格和处世风格，在书中得到浓墨重彩的刻画，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她们给亨利留下的情感羁绊，以及由此引发的创作感悟。明妮是亨利曾经最有可能与之结婚的女子，她与他青梅竹马，对他一心崇拜，在病重之时希望能随他去罗马过冬，但亨利出于某种微妙的心理，并没有回应这一祈求。明妮韶龄而逝，多年之后，少年时代的朋友霍姆斯拜访亨利，不动声色地指责他当年犯下的过错。在托宾笔下，便出现了特别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因霍姆斯往事重提，亨利想起了明妮在最后的岁月中给他的来信，记忆已经淡漠，他竟无法抑制情怀，一反平日作风，搭乘最近的班车去了收藏信札的公寓：“等火车时，他怕会遇到熟人，便装出一副去伦敦公干的模样。他连说话都怕，就连告诉仆人他要出门，跟司机说话，买车票，都觉得疲惫不堪。他希望自己可以隐身一两日。他意识到那些信不会透露什么，只会增加他的不确定感，这个念头在前往伦敦的路上压在他心上。他再读一遍，也不会比现在所知的得到更多。”

    在那之后，便是长达千字的心理描写。亨利强迫自己直视往事，承认拒绝明妮是自私心理在作祟：“即使她身体健康，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欢迎这样一个具有率性的魅力和好奇心的人在身边。他当时要的是观察生活，或者用自己的眼睛想象世界。如果她来了，他就得透过她的眼睛看世界了。”为失去的东西追悔，是人之常情，但若仅此而已，亨利便只是亨利，而不是亨利·詹姆斯了。托宾毫不留情地写道：“最后，他转过身朝向屋内，觉察到一个让人不堪承受的尖锐想法正盯着他看，像空气里的凶猛的捕食动物一般，悄声对他耳语：他更希望她死去，而不是活着，她失去生命后，他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但她温柔地向他求助时，他却拒绝了她。”

    “她失去生命后，他知道该拿她怎么办。”这背景音乐是一曲老调。正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所道：“诗将长存，赋尔生命。” 以艺术创作使人流芳百世是历久不衰的话题。但将生命之死与艺术之生放在一起衡量，并将两者的冲突调整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便带来震撼人心的力量。

    那个下午，亨利坐在他伦敦公寓的书房里，手边放着明妮的遗信，沉浸在小说主题和人物的构思中。最后，他完全忘怀了悔恨心情，“他又走过房间，把信和本子收起来，拿到橱边，扔到架子上，关上了橱门。他不再需要这些了。他现在需要的是开始写作，运用他的头脑。他决定返回拉伊，准备当召唤来临时，再次挖掘他的表妹明妮·坦普尔的生与死。”

    这便是一位艺术大师的所有。也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致敬。我们应当赞赏托宾的勇毅，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条物理定律也适用于文学创作。当一位作家致力于辨识、理解小说人物的心理，抛开一切矫饰，设身处地感受一切时，纸内纸外的心情是一致的。当托宾展现出一个完整的亨利·詹姆斯，他的利刃同样刺向自己和读者。优秀的创作者需要超人的控制力，这点托宾也做得一流。他给予读者一种奇特而柔韧的牵羁力量，读者始终保持自我意识的清醒，但又不是旁观者，同时也未必是参与者。

    而作品的成功与否，正在于这种艺术之“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化为艺术之“美”。
我想这不是詹姆斯真实生活的写照——事实上是小说而非传记，但翻译完这本书后我也不再关心詹姆斯的真实生平。

    写译后记时，我读到了英国《卫报》网站上托宾写他书房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我的笔迹有时像我父亲，有时像我舅舅，有时又像母亲，但我自己没注意。我一旦注意到，就让它像我自己。”我望着电脑屏幕默然而笑，心想，托宾是这样的。

    感谢编辑彭伦，把它交给了我。下一次见它，应该是书的模样，它拥有了某种大众身份，不再是我私人体验的对象。但我不必与它分离。我翻译过的任何一本书，都渗透了我的灵魂，深深地驻扎进去，成为我自身存在的一部分，《大师》尤其如此。

    托宾在致谢词中列举了他写作此书所参考的文献，对有志于这方面研究或感兴趣的读者，应有所助益。为便于读者查阅，在此我仅将书名译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