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城隍庙园内就有几个书画结社。飞丹阁存在于同治至宣统年间，设于九曲桥荷花池南岸飞丹阁内，为当时上海书画家必到的游憩之地。飞丹阁这一书画社团组织很有特色，既类似书画店兼营客栈，又类乎书画家俱乐部，因为它设有书画买卖部、书画家集会室（内有笔墨纸砚和书画桌等设备）和专供书画家借宿的住宿部。从史料来看,上海画派的重要人物改琦、王秋言、吴庆云、胡公寿、吴滔、吴谷祥、杨伯润、任熊、任薫、任预、任伯年、张熊、蒲作英、吴昌硕、吴友如等,经常岀人于飞丹阁。好些外地的书画家，如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任伯年，在未定居上海前,来上海时也往往借宿于飞丹阁。任伯年来上海初期的作品，常常落有“作于飞丹阁”的题记，便是一种标志。

    清代光宣之际，上海的一班书画家常以茶馆为集合地,纵谈古今书画、艺林经验，品茗博弈，兴致来了便当场挥毫当场售卖。文明雅集便创立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创始人为俞达夫，就因当初在汉口路文明雅集茶楼结社而得名,后迁至城隍庙西园的凝晖阁，后来又活动于松月楼。

    在清代后期上海的书画社团中,豫园书画善会的组织机构是比较健全的，活动持续的时间也较长。宣统元年（1909年）,豫园书画善会创立，会址设在荷花池东侧得月楼内。发起人包括高邕、钱吉生、杨葆光、马瑞西、沈心海、王一亭、汪仲山等29人。直至1937年上海沦陷，豫园书画善会一直没有停止活动，抗战后又恢复活动了一个时期，前后历时达四十多年。上述具名者分别担任了历届会长。

    之所以称其为“善会”，因为豫园书画善会除了进行频繁的艺术创作、交流、研究活动外,还有一个很大特点是重视社会慈善和书画界同仁经济上的互助。在其章程中明文规定：会员售画所得润资，照章储蓄半数于会中，存钱庄生息，遇有慈善事宜，公议拨用。而豫园书画善会之所以能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保持正常运作，与善会的章程组织严密合理有关。

    豫园书画善会曾出版由杨逸著、高邕审定的《海上墨林》一书，记述上海历代金石书画家的小传并作扼要评价。初刊于1920年，以后陆续增补、重印。第二次的重印本，凡1928年前的上海金石书画家的简要情况都搜集在内。

    宛米山房书画会创立于1909年，由陈石痴、徐竹贤、袁天祥等书画家发起，假西园内放鹤楼为会所。会员有杨逸、哈少甫、徐晓村、汪钟山、钱云鹤、朱文侯、蒋通夫、许铸成、程瑶笙、沈心海等数十人。程瑶笙、杨逸、沈心海先后当选为会长。自建会日起，较长时间的会务工作均由驻会会员徐晓村负责。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会址毁于战火，会员星散，活动停止，到抗战结束后曾恢复过一段时间的活动，但成员人数已大不如前。该会曾假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举办过多次书画展览。抗战初还曾在浦东同乡会举办过为难民筹募寒衣的书画展。

    与书画社比肩的是扇笺书画店。王韬在《瀛壖杂志》中记载：“庚申春间兵事起，法国驻兵于此，后经丁观察与法国清理，仍还旧观，栽植花木，特标名胜。惟许设书画笔墨古董等铺，以点缀景物，迥异向时之甚嚣尘上矣。举动风雅，自异俗吏，而经济亦寓焉。”一直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邑庙中的扇笺书画业仍然繁盛，具名者有 22 家，即笔花楼、丽云阁、二雅堂、艺兰堂、瑞芝阁、九经堂、黄仁昌、翼雅堂、漱墨斋、青莲室、蔡仁昌、萃华堂、十二楼、得月楼、丽华堂、耀华堂、萃新阁、益锦堂、槐荫堂、堃华堂、饱墨斋、椿华堂。这些店铺“非但出卖楹联幛轴之类，而且收罗的名家书画也着实不少。所以文人墨客来游邑庙，也常在那里徘徊”。

    邑庙中另一个引人逗留的地方是旧书摊。“邑庙内的旧书摊，非常之多，重要而普遍的书籍，大概可说是规模粗具”，其中又以“国粹”为强，后期也有西文书籍。不少后来的大作家、大学者都曾在城隍庙的书摊旁消磨时光，如有着“新文学家”之称的郁达夫“无聊之极便跑上城隍庙去”，常常是“独自一个，在几家书摊上看了好久”。

    【上文节选自《上海城区史》第一编 《城隍庙：近代城厢公共空间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