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烈女传》）后来进而改为孟姜女哭倒了长城，把杞梁的战死篡改为范喜良为修长城而死，借以使人相信秦始皇修长城，实属“罪大恶极，残暴不仁”。用编造孟姜女哭长城之类的虚假故事来诋毁秦始皇，这是不公平的。自己是学历史的，有责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秦始皇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我翻检了大量的文献记载、考古资料以及历代学者的研究文章。自司马迁在《史记》中作《秦始皇本纪》后，两千多年来对秦始皇褒褒贬贬，莫衷一是。褒之者美誉其为“千古一帝”，认为“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贬之者斥责其为“暴君”、“君中之贼”。历史的风云变幻，各式人等都根据自己的理解、观点、需要改铸着秦始皇。可以说，不少文人墨客给人们塑造了一个“假”秦始皇，有的虚有其表，而未窥其真谛；有的则是随意毁誉，面目全非。而历史需要“真”秦始皇，民众需要“真”秦始皇，祖国的统一需要“真”秦始皇。让史实来说话，通过详尽而细致的评述，为读者奉献一个“真”秦始皇 ——这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和缘由。 

    1974年在上海市文化干校“改造”时，我有机会作了题为“关于秦始皇的评价问题”的报告，报告之后，著名演员赵丹到了我的宿舍对我说：“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第一人，你把他写出来，我来拍电影。”赵丹当时还没有完全“解放”，他的一番表示给我极大的鼓励。我本来就肩负着父兄这样的期待，学术、艺术界长辈的关心更加推动我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我下定决心要把秦始皇生平写出来。在写作过程中，自己定下这样一些宗旨：一是全面。不只写秦始皇四十岁以后的事迹，而纵述他辉煌的一生。二是公正。力求秉笔直书，如外国一些史学家说的，“还历史本来面貌”。三是综各家之说。把历代对始皇的重要评述罗列出来，略加评论，可以给读者更多想象的余地。四是雅俗共赏，既有学术性的探讨，又对一些古文字进行语体化的翻译。至于是否真的做到了这些，那是该由读者来作出判决了。

    不过，笔者还是作了极大的努力的。有的论著说，秦王朝是一个没有理论的时代，秦始皇是一个没有思想体系的随心所欲的政治家。笔者认为此说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历史上的秦始皇对理论是很重视的，他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对秦始皇有着极大的影响。当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孤愤》、《五蠹》之后，大为赞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而李斯在秦始皇身边多年为相，君臣之间心心相印。韩、李的思想左右着秦始皇和秦朝的政治，跟踪韩、李思想发展的足迹寻到了荀子。韩非、李斯皆受学于荀子，是荀子的高足弟子。我在访问顾颉刚先生，谈及荀子的评价问题时，他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理论多半来自荀子，荀子是位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思想家。”此后，为了弄清秦始皇思想发展的脉络，我又花了数年时间专攻荀学，并撰写了三十万言的《荀学论稿》。这为《秦始皇大传》的写作，积累了思想纤维和有关素材。

    书稿虽然写成了，但仍然感到不满足，实因水平所限，又是时写时辍，也许，这是对我儿时所提出“秦始皇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长篇回答。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这本书的顺利出版，首先感谢上海三联书店同志的帮助和鼓励。出版之际，正逢秦始皇统一中国二千二百一十周年，周谷城教授以此作题为本书添墨，著名画家刘旦宅先生在繁忙中为本书专绘秦始皇画像，徐英铎先生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文物照片。值此机会，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郭志坤
                                                                    一九八九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