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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的问题在于，我母亲自己自豪而热诚地承认，她一辈子都是个学生。当然，在《重生》里，年纪轻轻的苏珊·桑塔格就在非常有意识地创造自己，或者确切地说，是在重新创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她希望成为的人，远离她出生和成长的那个世界。本卷未涉及她离开她童年时代的亚利桑那南部和洛杉矶，去芝加哥大学、巴黎、纽约，也未涉及满足感(绝对不是幸福；幸福是迥然不同的东西，而且恐怕那不是我母亲曾经能从中痛饮的源泉)。 但是，我母亲在本卷记下的作为一名作家的巨大成功，与各种各样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从莱昂内尔·特里林到保罗·鲍尔斯、贾斯珀·约翰斯、约瑟夫·布罗茨基，以及彼得·布鲁克和哲尔吉·康拉德Gyrgy Konrd(1933—)，匈牙利作家。——的交往，以及能够到处旅行，真的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她童年最大的梦想——都没有影响她当学生的程度，反而更甚。
对我而言，这卷日记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是我母亲在不同世界之间来回穿梭的方式。这其中有些与她极度的举棋不定和她思想的种种矛盾性有关；我认为，它们根本没有令本卷逊色，事实上却令其更有深度、更有趣了，在根本的意义上，是相当的……嗯，抵抗阐释。但是，我想，一个更为重要的元素是，尽管我母亲并不以耐着性子和蠢人相处而闻名(她对蠢人的定义，至少可以说，是普普通通的)，对那些她真正赞赏的人，她就变成了学生，而不是她大多数时间里想当的老师。所以，对我来说，《心为身役》最有力的部分在于它的赞赏行为——对为数众多的人的赞赏，但是，以其非常与众不同的方式作出的最最打动人的赞美，也许要算是对贾斯珀·约翰斯和约瑟夫·布罗茨基了。看里面的这些段落，其实，更好地理解我母亲的相关随笔——我尤其想到论沃尔特·本雅明、罗兰·巴特和艾利亚斯·卡内蒂的那几篇——其本身首先就是表达敬意的举动。
我愿意认为本卷也可以被公平地称为一部政治成长小说，这完全是从一个人的教育及其走向成熟的意义上讲。在书前面部分，我母亲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的种种蠢行悲愤交加，她成为著名的反越战积极分子。我想，就连她回首往事的时候，也都会对她冒着美国的轰炸数次访问河内时所说的一些事情畏缩。当然，我毫不犹豫地将它们编入，一如我编入日记的许多其他条目，它们多种多样的话题让我要么是为了她的缘故而担心，要么就是给我自己带来痛苦。有关越南的地方，我只补充一句，令她怒不可遏的战争的种种恐惧绝非她虚构的东西。她也许不明智，但战争仍然是她当时认为的无法言说的残暴行为。
我母亲从未放弃对那场战争所持的反对立场。但是，她的确开始后悔，并公开地放弃她对共产主义解放的种种可能的信仰，不只是放弃对共产主义的苏联、中国或古巴的化身的信仰，而且是对作为一个体制的放弃；这不像她同辈人中的很多人(这里我会说话谨慎，但是，明眼的读者会知道我指的是我母亲同辈中的哪些美国作家)。如果不是因为她和约瑟夫·布罗茨基交情深厚——也许是她一生中两个才智相当的人之间唯一的惺惺相惜的关系——她是否会产生这一情感和思想变化，这我说不好。尽管在布罗茨基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疏远了，但他对她的重要，再怎么说都不为过，不管是美学上、政治上，抑或人性上，都是如此。她在纽约纪念医院桑塔格2004年12月28日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去世。临终之时，在她离世的前一天，她呼吸极其困难、生命快到尽头，报纸的头版头条全在报道亚洲海啸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北部苏门答腊岛海域发生8.9级地震，并引发强烈海啸。，她只说到两个人——她母亲和约瑟夫·布罗茨基。套用拜伦的话，不妨说，他的心即她的仲裁。
她的心经常受伤，本卷许多篇幅就是失去浪漫之爱的详尽细节。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它制造了关于我母亲生活的一个假相，因为她不开心的时候日记会记得多些，在她极不开心的时候记得最多，一切顺利时记得最少。但是，尽管比例不一定完全正确，我想，就和她从写作中获得的巨大的成就感一样，就和她作为一个永远的学生，杰出的文学的一种理想读者，杰出的艺术的理想欣赏者，杰出的戏剧、电影和音乐的理想观众时——尤其是她不在写什么的时候——所赋予自己生活的热情一样，她爱情中的不幸福也是她的一部分。因此，这些日记从失去到博学，然后回到原地，这样真实地呈现出她自己，即她走过一遭的人世间的生活。至于那不是我希望她过的生活就无关紧要了。
罗伯特·沃尔什欣然审阅了最后的手稿，并发现了草稿上大量的错误和缺陷，大大提高了由我编辑的我母亲这卷日记的质量。
若仍有其他错误，当然由我负责——由我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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