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一书二○一一年在日本出版，后来翻译成中文，二○一二年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二○一四年在中国大陆出版。

　　在台湾和大陆出版时，为了宣传，我到当地接受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访问的次数相当多。那个时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是日本人，为什么要写故宫的事情呢？”因为太常被问了，回答多了我也像官员一样，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相同名称、相同收藏的博物馆竟然有两个，非常不可思议，似乎可以列入世界七大奇迹了。已经变成两个故宫的存在，在这半个世纪当中，也许发生过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我这个外国人来说，这些事情实在很妙，让人想知道背后的原因。就这样持续采访下来，最后写成了一本书。”

　　当我这么回答之后，接下来我继续被问到：“那么日本人写出这本故宫的书，和其他有关故宫的书，有什么不同吗？”这时候我就会尽情把想到的都说出来：“有关故宫的书已经有很多，但多数都是历史或艺术的专家所写。我自己没有学过史学或是艺术史，并没有想要写一本纯粹历史的书或艺术的书，这些交给专家更好。我是通过故宫这个过滤器，描写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有关的亚洲近代史及现代政治。读过这本书的人就会知道，基本上政治和外交的内容应该占了大半。因为故宫就是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我相信这个观点和过去所出版的故宫书籍完全不同。”

　　这时候如果对方显得很有兴趣的样子，我就会再继续说下去：“不管是大陆人或是台湾人，一定是用自己的观点去写故宫。大陆人认为北京故宫是直系长男本家，台北故宫是配角。台湾人认为台北故宫是本家，北京故宫是配角。而且对两边来说，这和两岸关系很敏感的部分有关，因此会忽视配角的存在，或是书里写得好像根本不存在。但是对我来说，两边的故宫都是主角，我会将它们想象成一张分离的地图，因为我是外国人，对两岸关系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是政治立场。”

　　对于台湾人或是大陆人来说，这的确触碰到了“思考的死角”。 大陆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的故宫是直系本家，台湾的“故宫”就定位在旁系。相对地，台湾认为自己是“正统”，“故宫”在台湾当然是直系本家。两边当然未曾就“谁是本家”来对话或讨论过，如果有这样的对话，大概只有对骂。在各自的言论空间下，两边的学者或媒体都以自己这边是本家为前提做研究或报道，比较不容易存在“第三只眼”的角度。

　　同时，日本与美国等和故宫关系深厚的国家，受到来自两岸关系的政治立场影响，“亲中派”认为北京故宫是本家，忽视台北故宫；相对地，“亲台派”倾向认定台北故宫才是本家，不会好好去看北京故宫。

　　在写故宫问题的时候，我已尽力排除意识形态，不管对于哪个故宫，都尽可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下笔。当然因为我是担任《朝日新闻》台北特派员时所采访，因此以在台湾所见所闻采访内容为主，与台湾相关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但是在政治上，我誓未袒护任何一方。《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在台湾和大陆的销售量都超乎我的预期，也得到不错的评价，我认为这即是因为我以第三者的立场，带给读者新鲜的感受。此外，我开始写故宫时就已决定，我不是要写艺术文化，我是要通过分析政治、历史、社会，当作一种手段来写文化。在分析中国问题方面，现在的日本是否过度忽视文化这一块，是否刻意避开中华文明要素，对此我想提出我的批判。过去，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就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在江户时代受教育、在明治维新以后提倡中国论的那些人，多半是如此，如内藤湖南、桑原藏、狩野直喜、白鸟库吉、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儿等。他们经常通过文化谈中国，这样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战后的竹内实、竹内好。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日本的中国论开始远离文化。

　　然而，要理解中国及中国国民，还有，如果要理解日本和日本国民，究竟是不是可以忘记中国文化这件事，我心中充满疑问。

　　为什么我们使用汉字？为什么要在学校写书法？

　　为什么名人的客厅会挂画轴或画来装饰？

　　为什么日本的茶道喝抹茶？

　　这些有关日本文化根源的问题，如果不懂中国文化是回答不出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对于中国文化，虽然在地理空间上相邻，但在精神上却有点分离，连这样的提问也变少了。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急速发展，大国崛起，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对于理解中国的需求这么高，其中，故宫正是了解中国的好教材。光是故宫收藏的文物，便充分反映了中华的历史，与其阅读写得不好的中国史书籍，不如把重心放在中国历史当中。例如，要想解读“嘉量”这件文物，就必须理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经济政策，“嘉量”象征统一度量衡的事业。从苏轼的《赤壁赋》可看到北宋当时的政治情况，甚至也会浮现三国时代动荡的意象。在爱好艺术的风流天子宋徽宗身上学习，也必知道北宋政治弱化及灭亡的悲剧。从青花瓷中，也可知元帝国拥有广大领土连接西方，向中东及欧洲地区大量输出，迎向大航海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