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今日相比，在过去社会，气候变化对于寿命短暂且没有文字记录的人类来说会造成更多的困难。因为世界很多地区的气候变化，不但只是年与年之间的变化，更有几十年内时间线上的变化；如几十年的潮湿气候之后，尾随而至的是半个世纪的干旱。在许多史前社会，一代人的平均寿命——父母出生到下一代出生的平均数——只不过是几十年的时光。因此，在长达几十年的潮湿气候结束时，大多数还活着的一代人对前次干旱气候已经失去了第一手的记忆。甚至在今日，遇上好年份，产量和人口数量都会增加，人们也往往会同过去一样，忘了好景不长这一道理。当真正好景不再来时，社会已无力承受过多的人口，又由于根深蒂固的习惯，无法应对新的气候条件。(只要想想今日干旱的美国西部，其过于浪费的城乡用水政策是基于几十年来被默认了的气候潮湿这一假设。)使气候变化问题变得更为棘手的是过去的许多人类社会缺乏“赈灾”机制，无法从气候相宜的地区进口过剩的粮食提供给食物短缺的地区。此等种种，可见气候变化给过去的社会带来更多的危害。对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来说，自然的气候变化可能造就更好或是更坏的生存条件，对某个社会来说可能是有益的，对另一个社会却可能造成危害(例如小冰河期对格陵兰的维京人来说是不好的，但对格陵兰的因纽特人而言却是好的)。在过去许多社会里，只要气候条件良好，一个社会所耗费掉的环境资源就可以被补足。然而，当气候变得更为干燥、寒冷、炎热、潮湿或更变化多端时，这个社会就更可能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么是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导致了崩溃，还是由环境变化引起的？这两种解释都不正确。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一个社会已经部分地耗尽了自身的环境资源，那么它就可能在气候变化所引发资源衰竭的情况下存活下来。反之，一直到气候变化导致进一步的资源衰竭发生之前，社会有能力在耗费自身资源前继续存活下来。我们从来都不应该从单方面来看问题，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再加上气候变化这一因素，两者结合后产生的影响才真正致命。

　　第三点因素是强邻在侧。除了历史上少数社会以外，绝大多数社会的地理位置都离其他社会不远，多少有些相互接触的机会。与邻国的关系要不是处于暂时的敌对状态，就是长时期的仇视。实力强大时，社会尚能御敌自如；若变得弱小，任何原因都能使其兵败如山倒，这其中包括了由于环境破坏而引起的衰败。由此可见，引发崩溃的原因在于被军事征服，但追究其终极诱因，要属导致势力变弱的那些因素。这就是为什么由于环境破坏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崩溃常常被军事失利这一现象所掩盖。

　　比如西罗马帝国的衰败就可能被军事失利的现象所掩盖，这个例子广为人知，且饱受争议。由于野蛮人的入侵，罗马遭受困扰。在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被推翻的那一年，即普遍认为的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终于分崩离析，历史则任意地选择了公元476年作为崩溃年代的代表。即便如此，在罗马帝国崛起之前，欧洲地中海“文明社会”边境以外的北欧和中亚就已经有“野蛮人”的部落居住，时不时对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进行干扰。千年以来，罗马人成功地抵御了野蛮人的进攻，如公元前101年，他们在坎比拉迪一战中歼灭了一支冒犯北部意大利的由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组成的庞大侵略军。

　　但是，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却是野蛮人，而不是罗马人。促使时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野蛮人本身变得更为强大了吗？还是他们人口猛增了许多？组织方式从而变得更为严密，武器更为精良，马匹数目更多，还是中亚草原气候的变化为他们带来了更多好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野蛮人是造成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或者不关野蛮人什么事，只是由于罗马的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衰弱下来，野蛮人趁机行动，最终取得胜利。所以说，罗马帝国是因其自身的虚弱而衰败，野蛮人只不过是在其最后一刻给予致命一击。当然对于这一问题，现今仍存有争议。相似的争论也发生在关于吴哥窟高棉帝国的衰亡是否由于暹罗军队入侵所致，这一类争议还包括雅利安人入侵是否引发印度河哈拉帕文明的衰败，以及“海上民族”是否导致希腊迈锡尼等地中海青铜时代文明的陨落。

　　第四点因素是友邦援助的减少，这与第三点因素强邻在侧正好相反。除个别以外，历史上大多数社会的邻国往往包括敌邻和友好的贸易伙伴，而同一个邻邦的角色则在敌友之间变化，其行为时恶时善。大多数社会对邻邦都存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不是需要从那里进口必需的贸易商品(如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仰赖，今日日本对石油、木材和水产品的需求)，就是在文化层面上存有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关联度(如澳大利亚的文化来源于英国，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然而，如果你的贸易伙伴变得衰败(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那么也会给你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进口必需品中止供应和文化联系的中断，你的社会可能会因此而处于弱势。即便是现代，第一世界对于政治动荡、生态脆弱的第三世界国家石油依赖便可在1973年石油禁运问题中凸显出来；而过去格陵兰的维京人、皮特凯恩岛的岛民们和其他一些社会也曾面临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