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样的原因，读者应该注意到书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勘察学 研究者的批判心态。我们曾经花很多时间去聆听人们独自或集体地表白他们自己，倾诉他们的价值观、恐惧和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重新组织和修改了他们的诉说。敏感的文化勘察学研究者发现了促使他们的言语前后矛盾的原因，同时也注意到他们的理解为什么会走进死胡同。访谈者倾听的与其说是一次错误百出的汇报，毋宁说是一项对复杂社会的主观调查。个人在叙述信仰、国家或者阶级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模糊、变换和困难恰恰构成了个人对文化的理解。

    就揭示今天人们关于新经济的认识而言，这门社会学的技艺既非常合适，也非常不合适。说它合适，是因为社会对流动及变迁的强调通过人们内心的解释而与工作的过程产生了交集。说它不合适，是因为大多数受访者参与深度访谈，是为了得到结论，为了解释他们如何获得当前的成就。他们无法流畅地完成这个心愿；只要思考得足够深入，他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也说不清要怎样才能够在“新环境”中获得成功。

    耶鲁大学邀请我描述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接受邀请之后，我不得不思考我这门特殊技艺的局限和那些主观调查所遇到的挫折。因此，我斗胆擅自为多年来我访问过的那些人充当发言人；我试图归纳他们的想法。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此前未曾引起注意的问题，它可能是最基本的文化问题：大部分当代社会现实对于那些试图弄懂它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下面的篇章对应的是三个主题：社会机构的变化方式；沦为无用或者落伍之人的恐惧和“技术社会”的才华之间的关系；消费行为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我所描述的职场体制变迁其实只发生在最先进的经济部门：高科技公司，国际金融公司，以及那些有三千名员工以上的提供新服务的公司。北美和西欧的多数人并不在这样的公司上班。这种公司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然而其文化影响却远不仅施及于其成员。这些新的机构对个人的技术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机构和新的能力标准共同催生了消费文化；消费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了政治，尤其是倡导发展的政治。我之所以大言不惭地从社会的一小部分来推断整体的文化，是因为那些代表了一种特殊资本主义的先行者已经说服许多人相信他们的道路就是未来的道路。

    有些新资本主义的传道者宣称他们认为这三者——工作、才华、消费——的变化将会给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自由，一种流动的自由，用哲学家西格蒙特·鲍曼的妙语来说，就是一种“流动的现代性”。 我想与他们争辩的并非他们所说的变化是否符合现实；社会机构、技能和消费模式确实发生了改变。我想说的是，这些改变并没有让人们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