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之前，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传说中那个性交自由、毒品泛滥的年代，许多严肃的激进主义青年将矛头对准了各种社会机构，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企业和政府组织，它们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等级森严，铁钳似的牢牢地束缚着个人。1962年发布的新左派奠基文献“呼伦港宣言”同样抨击了国家社会主义和跨国公司，在新左派看来，这两种组织都是科层式的监狱。

    历史部分地满足了“呼伦港宣言”起草者的愿望，五年计划、集中的经济控制等社会主义规则早已消失，那些强迫雇员卖命工作、年年供应相同产品和服务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成为陈迹。此外，医疗和教育等福利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小，其形式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固定。当今的统治者与五十年前的激进分子有着相同的目标：拆分僵化的科层组织。

    然而，历史以相反的方式实现了新左派的愿望。我年轻时代的那些叛逆者认为，通过取缔各种社会机构，他们便能创造出各种共同体：直接交往的、团结信任的关系，不断进行协商与不断更新的关系，一个共同体的领域，身处其中的人们会关心他人的需求。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发生。大型社会机构的分裂使得许多人的生活处于碎化的状态：他们工作的地方更像是火车站，而不是村庄，因为家庭生活被工作中的各种需求弄得失去了方向。迁移是全球时代的标志，人们四处流动，不再固定下来。可是拆分社会机构并没有生产出更多的共同体。

    如果你是个怀旧的人（哪个敏感的灵魂不怀旧呢？），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惋惜。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亚洲、拉美和西方发达国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这些新增的财富与拆分政府和企业的科层组织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的技术革命也主要发生在那些最少受到集中控制的机构。当然，这种增长的代价非常高昂：加剧了贫富不均和社会的动荡。尽管如此，认为这样的经济爆炸不应该发生想法也是有失理性的。

    正是在这里，文化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说的“文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而不是艺术意义上的。既然人们所生活在其中的机构已经四分五裂，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实践行动才能够让人们团结起来呢？我这代人曾经苦苦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倡导小规模共同体的价值观。共同体并非惟一的文化粘合剂，最明显的证据是，城市中的陌生人尽管彼此并不认识，却生活在共同的文化里。但支持性文化的问题不仅仅与规模有关。

    在不稳定的、分碎的社会环境中，只有一类人能够如鱼得水。这个理想的男人或者女人不得不应付三个难题。

    第一个与时间有关：不停地在任务、工作、地点之间迁移的同时，如何应对各种短期关系和自我。如果机构不再提供长期的框架，个人可能不得不随时修改他或她的“生活叙事”，或者甚至缺乏任何稳定持续的自我认知。

    第二个与才华有关：现实的要求不断变化，如何才能培养新的技能，如何才能开发自身的潜能。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在现代的经济中，许多技能不用多久便会过时；在科学技术领域和先进的制造业中，工作人员平均八到十二年便需要重新培训。才华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新出现的社会秩序不利于匠人精神的发扬。所谓匠人精神，指的是将某件事情做到真正精通的态度；这种专注的态度在经济上往往是破坏性的。为了取代匠人精神，现代文化推出优才统治的理念，这种理念更注重潜在的能力，而不是过去的成绩。

    第三个难题由此而生。它和放弃有关；那就是如何忘掉过去。最近，某个蓬勃发展的企业的领导人宣称，她的公司里没有人能够端着铁饭碗，过去的成绩并不足以让员工保住自己的职位。要怎样才能积极地回应这种宣言呢？这需要人们拥有一种性格特征，就是看轻一个人已经拥有的经验。拥有这种性格特征的人就像贪心的消费者，不停地追求新玩意，抛弃那些虽然旧然而功能完好的商品，他或她不会敝帚自珍地守护已经拥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