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晓虹看来，因为同处东亚，中日社会的发展路径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傅高义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50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城市里，人们关于教育等诸多方面的焦虑在他的书中似乎可以得到一一对应的观照。“日本新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中，成为西方新的潮流与日本根深蒂固的传统之间的中介，傅高义用了‘middle at’这样一个词，我把它翻译为‘转递’。我觉得这个词很传神，如果没有新中产阶级的崛起，日本民众对来自西方的冲击，包括家庭制度和传统价值观的破碎，生活意义感的磨灭可能会更大。新中产阶级的成长，一方面很好地消化了来自西方的冲击，另一方面保留了日本文化的精髓，这就是所谓‘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周晓虹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未来中产阶层的成长，如何把西方传统对接入中国古老的文明之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