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学生的指导很负责。先开了一批书单，规定多少时间要读完。然后布置我们写专题论文，再逐字逐句改我们的手写稿。所以他对我们的指导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指导。”谢宝耿说，“他和我们在一起，不仅谈学术，也会谈家里的事情。我们之间可以说是‘老师爱学生，学生敬老师’。他教我们学术是根本，自己也能容纳不同的学术意见。他在我的心目中是史学大师。”

　　6000余册藏书捐给上图

　　杨宽于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至逝世。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感慨他在杨宽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杨宽的一生就是追求真理的一生。”1984年赴美前，杨宽还把6000余册的个人藏书捐给上海图书馆。

　　杨宽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他参与筹建了上海博物馆，还提倡大型博物馆应该设立考古部门。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他（杨宽）是中国文博界重要的开山者之一，是上海博物馆重要的创建者。上博老一辈对杨宽的感情也非常深厚。”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在座谈会上说，杨宽在历史所工作期间最主要的学术成果便是1965年出版的《古史新探》，《古史新探》中除了发表于1957年的《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涯》和《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之外，其余12篇论文都是杨宽在历史所工作期间完成的。“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古史新探》的印数只有3000册，是杨宽生前著作中印数最少的作品，但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日本史学泰斗贝冢茂树誉为二战后一流作品。”

　　“杨宽在历史所虽然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间还受到各种政治风波的干扰，但他仍然为历史所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王健感慨，“他治学以严谨扎实而闻名，每研究一个课题，都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搜罗穷尽资料，从来不发泛泛之言。他做学术研究也不停留在简单的材料的搜集整理上，更强调宏观的学术视野下的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成果，也采取认真借鉴、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研究。”

　　“看杨宽的书，有一条内在的、清晰的治学思路，始终不离史学的本体精神和史家的职业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王家范说，“史学家的第一条就叫尊重客观事实，第二条仍然是尊重客观事实。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从他的书中应该看得清楚，他有一条内在的清晰的史学理论，有发展、有变化，也有若干的自我修订，但始终不离史学的本体精神和史家的职业精神。杨宽先生的学术特点，总体来说，我以为一是穷源毕流，二是上溯下实，也就是能够上溯源头，从而向下贯通。虽然他没有写通史，但体现出一种通史的精神。史学的精彩就在于每一个史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不接受一家之长，也不固步自封，那么史坛一定是丰富多彩的。”